怀念范寿康先生

第4版()
专栏：

怀念范寿康先生
李锐
著名的爱国人士、老一辈教育家和哲学家范寿康先生，离开他刚回归的祖国不觉一周年了。
去年11月武汉大学校庆七十周年时，曾向我征稿，特将范先生书赠的字幅原件转送母校，以为纪念。范先生写道：“祖国中兴，富强在望。今后只要安定团结，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必可完成。余年老体衰，以言报国，心余力绌。但在有生之年，躬逢其盛，生平快事，莫过于此。”字幅后面附有我的跋语：“此范师手泽也。犹记一二九运动时，尝代表学生救国会往侯，深感长者之同情爱护，足征先生忧国之心，不独师生之私谊也。嗣后云天远阻，趋侯为难。壬戌春，先生归来，曾往机场迎接，并躬与校友欢迎盛会。又接德邻，得以请益。一日，公子岱年同志持赠此幅，拳拳以祖国中兴富强相期；老骥伏枥之心，跃然纸上。越二月，先生辞世。呜乎，壮心未已，留付后人。谨以此帧，转赠母校。庶几后辈知前辈付托之重，共励振兴中华之志。”
范先生于1933年受聘武汉大学，任哲学教育系主任。我于翌年入学，从新结识的哲学系同学中传来空谷足音：范先生讲授马克思的唯物论。我是工学院的学生，无缘去听讲，但从校刊上读到他写的文章。当年国民党政府的国立大学讲台上，有这样一位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这对思想左倾的学生，正如黑夜摸山路的行人看到前面有人打着灯笼一样高兴。最近武大寄来1933年至1937年几种校刊上发表的范先生的14篇文章，使我回味当年受到的教益。先生不仅讲授马克思学说，而且宣传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观念论与唯物论》（载《文哲季刊》三卷一号）是一篇近两万字的长文，考察了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学派的发展史，最后谈到富有辩证思想的唯物论。主张“人类的实践乃系检定真理的规准”；“唯物论者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可以“逐渐加以认知——逐渐向之接近”；这种“新兴的哲学”“总有一天会有光华灿烂的发展的”。范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受河上肇的影响很深，认为经济学的圣典书籍只有亚当·斯密的《原富》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近代经济学界的两大伟人》（载《珞珈月刊》1933年创刊号）一文中，介绍了两位伟人艰苦奋斗的一生。最后这样谈到当前世界与中国的问题：世界上贫富悬隔，阶级对立，生产过剩，成为国际纷争的根源；中国生产落后，经济上不平等不自由，受帝国主义侵略，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
“一二·九”运动时，我曾代表学生救国会到范先生家中，向他求教。这是我与先生在校中唯一的一次接触。他完全支持我们的爱国行动。我于1937年5月离校后，即再未见到先生。抗战初期过武汉时，欣闻先生在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对日宣传工作。1949年南下过开封时，在旧书铺买到1936年开明版《中国哲学史通论》，这是我当年读过的范先生的讲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我国历代各家思想，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敢于这样结论：“真欲为人类全般谋幸福的增进，社会组织的根本改造是很迫切、很必需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也是一件虽欲避免而无可避免的事实。”（见《绪论》）作为一种纪念，这本书我一直保存着。
1979年我重回电力部工作。1980年，范先生的幼子乐年夫妇自美国回国定居，恰在水电科研院工作。乐年同志是台湾留美学生，得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自幼受父亲的熏陶，热爱祖国，要求进步。从他那里得知范先生多年来的情况。这年秋天，乐年的姐姐令云从美国回国探亲，要去台湾看望父亲。我请他们兄弟姐妹聚餐，托令云将珍藏的《中国哲学史通论》一书带交范先生，请她转告：我们这些珞珈山的学生惦记着当年的启蒙老师，希望他回来看看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他半个世纪前的理想。
我深信范先生一定会回到祖国来的。他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1920年在日本读书时，即向《东方杂志》投稿，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还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优良士风，当年在珞珈山，我们就有此感觉。岱年同志告我，范家的祖先是范仲淹，留有家训“先忧后乐”（先生赠我的字幅盖有闲章“后乐堂”）。范先生的父亲清末留学日本，与陶成章、经亨颐等交谊很深。1926年经长中山大学时，曾聘范先生为秘书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先生随经回上虞故乡，担任经创办的春晖中学校长，一批知名学者和进步人士曾在此任教。1930年，可能有国民党反动派打击春晖进步势力的背景，曾发生土匪绑架校长与另一教师一学生的事件。范先生的父亲毅然以巨款将三人一起赎出，自此，先生才离开故乡。虽然遭此巨变，在弥天黑暗之中，先生显然没有丝毫动摇以马克思主义传教终身的志向。
果然，1981年9月，范先生终于离开台北到了美国，在华盛顿女儿家住了下来。他极其兴奋地阅读报道祖国大陆建设成就的出版物，向回来过的华裔学者任之恭教授等询问故土情况。一次友人宴会，他即席赋诗言志：“报国应忘老，人间爱晚晴。欣逢中兴日，愿作鼓吹声。”1982年4月18日，先生以八十八岁的高龄，由乐年夫妇陪同侍奉回来了。我很高兴，那天深夜，约了叶君健同学一起到机场迎接这位阔别近半个世纪的老师。范先生虽然坐在轮椅上，依然精神矍铄，毫无长途飞行后的倦容。5月6日，我们三十年代的武大学生男女20多人，聚会欢迎范老师。大家一一作了自我介绍，十分欢快。昔日学子现也垂垂老矣，此情此景，大家都有一种幸福之感。
范先生回来后的新居，正好与我的住处相邻。去年春节前夕，我去问候。他朝南坐在客厅中间，红光满面，谈锋很健。他告诉我，那本《中国哲学史通论》，他又带了回来，已交三联书店重版，并为《通论》重版本写了序言。序言不长，而热情洋溢，最足以表现他回国以后的兴奋心情：“目下祖国中兴，生气蓬勃，富强远景已在目前，国人扬眉吐气之日已经到来。际此盛世，凡我同胞更应淬厉奋发，对提高今后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作出更大贡献，而且在于未来，国人不应妄自菲薄，要使祖国之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居于整个世界人类先进之行列，发扬示范之作用。”
最近岱年同志将他父亲的一些有关资料交给我看，其中有一封逝世前四天收到的国外学生来信，足见范先生作为教育家感人之深。信中回忆了1954年在台湾大学听范师上哲学课的情景：“先生讲授辩证唯物论虽然只有短短一百分钟，也没有用唯物辩证等词儿，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却是绝无仅有的。学生的印象因之也特别深刻。”他为什么要给范老师写这封信呢：“学生出生于日据时代的台湾，据家谱是漳州渡台第八代，在祖国大陆并无亲人。老师虽只教过学生两年，也无深交，但是基于思想上长期以来对老师的敬仰，可能是目前在国内的学生心许的最近的长辈了。”
抗战胜利后，范先生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之邀，前往台湾参加接收工作，任教育处长。他在美国停留时，可能由于年事已高，曾为自己一生写了一篇简短的自述，其中记述了初到台湾时的情况：“台湾自割让以来，为时已五十年，日人实施皇民化教育，雷厉风行，无微不至。称日语为国语，讲日本语，看日文报，读日文书。台湾同胞不准任小学教师。台北帝大（即今之台湾大学）只准台湾学生攻读农、医、理、工，不准习文、法，且名额仅占学生800人中四分之一。此外，又有所谓‘国语家庭’，虽在家中，亦只准使用日语对话，‘改名姓’，则须将原来之姓改成日本之姓，如小林、井上等等。余针对时弊，乃以一切‘中国化’为号召，组国语推行委员会，普及国语教育，创立师范学院，积极培养合格教师；提倡讲中国话，看中文报，发扬祖国文化，宣扬血统一致。举凡能促进‘中国化’之一切，无不尽力推行，期望台湾同胞皆能不忘祖先，真能投入祖国之怀抱。”这是范先生对我国家民族的一大贡献，显现了他的远见卓识。1946年夏，他负责的教育处还考选了100名公费生，到大陆的大学学习，使他们进一步熟悉祖国文化。其中约一半左右回到台湾，有半数留在大陆。留在大陆的这批台湾知识分子，解放后多成为宣传、外交等工作的骨干。1947年“二·二八事变”，台湾知识分子被株连的很多，范先生各方奔走，多所保全（如原台北建国中学校长陈文彬，即由他保释后，经日本回大陆工作的）。这年5月，他从政界引退，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许寿裳被害时，他立即赶到现场，悲愤异常，回家整日默默不语。
据岱年同志说，他父亲回国后，虽然只过了短暂的十个半月，却实现了他在台湾三十多年梦寐以求的许多愿望。这些是他在日记中一一予以记载，并同儿女们常谈到的。
他第一次来到古都北京，游览了紫禁城和颐和园；观赏了景山的牡丹和北海的秋菊。“五一”前夕，为北京晚报写诗：华府樱花谢，东飞燕市来；神州无限好，喜见牡丹开。
他又回到了阔别三十五年的故乡浙江上虞，祭扫了祖父母、父母亲的坟墓。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活泼的少年，对这位五十年前老校长的热情欢迎，使他十分激动。他在台湾时曾写诗怀念老家和白马湖：“衰年更切故乡情，汉有曹碑晋谢茔，最是傍湖花似锦，柳荫三月转流莺。”而今这一切以新的面貌重现在他眼前。他兴奋地写下新的诗句：“半生飘泊东归客，喜见故乡万象新。”他重游了杭州西湖，楼外楼的醋鱼和莼菜更胜似当年。
他见到了分别三十五年的长子、次子，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两个儿媳、4个孙儿与长婿。他与在京的儿孙们欢度了他的八十八寿辰，又一起欢度了去年的春节，这是他漫长的一生中第一次与如此众多的儿孙共度佳节。这天晚上他同晚辈谈了范氏家训与家风。
他终于见到了分别半个世纪左右的老友叶圣陶、胡愈之、吴觉农、徐逸祖、沈兹九、董聿茂、汤佩松、陈礼节、胡子婴等等。到京后第二天早晨，经普椿来看望，他还认得这就是“普妹妹”。经普椿是经亨颐的女儿，他的学生。廖承志夫妇在他的生日，还特地来为他祝寿。成仿吾第二天就急着要来看他，因为几十年来他们彼此都不知道老友还在人间。他曾到年逾九旬的顾寿白的卧室促膝话旧，会面不久，顾老就去世了。他把仍在台湾的许多亲友的口信、近况，一一告诉了他们在大陆的亲友。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来信向他打听在台亲人的地址和近况，凡是他知道的，都一一回信作答。骨肉分离、长相思恋之情，他有最深切的感受。
他参加了郭沫若故居的开幕典礼，回来后写了“怀沫若学兄”的诗篇：“福冈惠书一朵云，申江远别见深情，半生飘泊今归去，遗恨无缘再见君。”他亲笔写了《经亨颐先生传》，这是他敬仰的长辈；写了《忆达夫学兄》短文，表达对故友的深切怀念。他十分敬仰1949年慷慨就义的陈公恰先生（陈仪），本想为他写传，后来得知福建的故旧钱履园已经写好长篇传记，感到十分欣慰（遗憾的是不及见面，钱先生就已去世）。
他最为感奋的是，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被邀请列席党的十二大开幕，还受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邓颖超、廖承志、胡愈之、杨静仁等，以及民革、民盟中央的宴请。他写信给国外的子女说：“国家待我至为优渥，当以有生之年报效国家，为祖国统一而努力。”
范先生回国后，心情愉快，耳聪目明，外出不再用轮椅，自信还能再活十年，希望能看到祖国的统一。儿女们劝他写回忆录，他却准备与原武大学生方攻石合写一本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已拟定提纲，自己动手剪报，收集资料。他说，我在台湾和海外是公认说老实话的，我写出来的东西，别人是会相信的。
范先生坚持记日记到逝世前夕。去世前五天，他手抄于右任的两句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这可能是表达他自己晚年终于回到祖国的庆幸，是对于右老晚年思乡之切的哀思，也是对还留在海峡那边的亲友故旧的怀念吧。
1983年元宵节（2月27日）第二天早晨，我突然接到岱年同志的电话，说他的父亲昨夜因心力衰竭而溘然长逝！他弥留时没有什么痛苦，遗容十分安详，犹如熟睡。子女们已把父亲的一份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纪念堂；一份已安葬在故乡，与早在三十年代初去世的胡氏夫人合葬，廖公亲笔写了碑文；还有一份骨灰准备将来送到他生活过三十五年的第二故乡台湾台北，与1979年在那里逝世的唐氏夫人合葬。
一代师表范寿康先生留给后人的东西是很多的，除开一个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的真诚心灵以外，据不完全统计，他的教育和哲学等方面著作近30部，文章约二三百篇。与《中国哲学史通论》同时重版的有《朱子及其哲学》；闻有关方面正在搜集范先生的著作，准备陆续出版。范先生逝世时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但他生前曾一再表示，经过海峡两岸同胞和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共同努力，祖国是一定会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