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敏 |
1984-02-27 00:00 |
从制度上保障干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第5版()
专栏：
从制度上保障干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吴敏
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中最根本的一条。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保障党的干部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是党的命运攸关的问题。
我们党曾经长期斗争于反动统治的屠刀之下。那个时候，一出现干部脱离群众的迹象，很快就要被严酷的斗争环境所惩罚，被血的教训所纠正。加之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在党内深入人心，所以，党的干部冒着性命危险为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人民群众把党的干部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干群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血肉联系。党成为执政党后，上述客观环境自身对干部进行考验和筛选的作用不明显了，而有些人又企图利用执政党的地位谋求私利，做官当老爷。这就使得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较之战争年代显著增加了。对于这种危险性，我们党是意识到了的。党在建国前后和“八大”，多次强调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提出了防止干部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现象的一系列重要措施。但当时主要是从思想作风方面考虑的，只注重于依靠对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辅之以组织纪律的约束。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的二十年间，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失误，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难以正确进行并发挥作用。防止和克服干部脱离群众倾向的努力逐渐被纳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斗走资派”。这当然不可能改变一部分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反而使之严重地加剧，从而损害了党的信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践促使全党更严肃、更深刻地思索：究竟怎样才能保障干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集中党内外的正确意见，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一方面，继续强调对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的作用；另方面，又明确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领导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从制度上防止和克服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邓小平同志针对现行领导制度的弊端，尖锐地指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文选》第288、293页）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作为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并保证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它较之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同样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而是要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它建立起来的历史还不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和弊端。这主要是，一、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邓小平文选》第288页）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二、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这往往使相当一些干部不能独立负责地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工作，使相当一些领导机构不能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甚至出现公文旅行、推诿扯皮、工作效率很低的弊病，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和损害干群之间的密切联系。三、干部制度方面，缺少正常和完善的录用、考核、奖惩、弹劾、淘汰、退职、退休等制度。这造成了干部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实际状况。再加上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有些干部难免要着重于关心自己的权力得失和地位升迁，着重于疏通自己进一步谋求较高职位的上下关节，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则漠然视之。他们实际上把担任干部当成了一种既荣耀又实惠的职业。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他们常常要搞权力角逐，复活旧官场上的一些腐朽作风，形成干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现象和特权现象。这些现象是干群之间密切关系的严重腐蚀剂和互斥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93页）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现行领导制度的缺陷和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问题今后还有可能重新出现，党的优良作风中最根本的一条即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就很难得到恢复和发扬。
从制度上保障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成效显著，为密切干部同群众的联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特别是机构精简和改革，是整个制度改革中关键性的步骤。这方面工作的健康进展，对于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倾向，保障干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进行机构改革，无论是改变机构臃肿状况，还是解决领导干部老化问题，根本的目的都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从制度上保障干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如果忘记了这个根本目的，就难以确保机构改革正确地向前发展。
在机构精简以后，如果不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工作责任制，不改进工作作风，工作效率还不可能提高，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还可能得不到防止和克服。新提拔上去的中青年干部，“不只是年轻就能解决问题，不只是有了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邓小平文选》第202页）整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整顿作风，而整顿作风的核心，就是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党风问题，说到底就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三十六年前，刘少奇同志曾经极为尖锐地指出：“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象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7页）刘少奇同志这段话，和陈云同志关于“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的告诫同样振聋发聩。当前，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恢复和整顿，党风已有很大改善，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较之过去密切得多了。这是党的状况的主导方面。但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原因，党风尚未根本好转，有些党员和党的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所说：“现在，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根本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不是正确地运用党和人民给予的职权和工作条件为人民群众谋幸福，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或为自己周围的一些人谋取私利。”可以认为，在当前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中，少数党员和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是我们党内最根本、最危险的一种不正之风。要改变这种风气，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既要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严格党的组织纪律，更要坚决而稳妥地搞好制度改革。具体来说，一是在全面整党开始后绝不应放松机构改革工作。正在进行机构改革的地方，要按照中央的部署，高标准、严要求地把这项工作做好，为整党奠定基础。基本完成机构改革第一步工作的地方和单位，则须在整党中继续建立健全各种工作责任制，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基层民主管理等制度；二是经过整党，要使“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努力建立、健全和改革党内生活的各种必要制度”（《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制度问题解决不好，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纪律就难以长久地起作用，整顿党风的成效也缺乏保证。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从制度上保证干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确保党风实现根本好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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