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

第8版()
专栏：

巴金先生
〔日本〕山崎丰子
拜会中国代表作家巴金先生，听他介绍中国知识分子在十年“文革”中被迫辍笔的痛苦，是我多年来的夙愿。
去年10月中旬，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在动身前就渴望见到巴金先生。到了北京机场，得到的答复却是：“巴金先生正在生病，能否见面，到上海前是定不下来的。”
去上海前，从北京到西安、杭州参观访问，同各地作协人士欢谈甚洽，但一直占据我心头的仍然是巴金先生的病。
10月28日傍晚抵达上海，听到医生同意于明晨8时半去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巴金先生，喜出望外，同时，也为他住院养病而心头沉重，几乎一夜未曾合眼。
翌日，翻译陈喜儒先生陪我去医院，作协的陪同人员已等在门前，我紧张地踱向先生的病房。
在朴素无华的病房里，电视机的荧屏闪闪发光，年近八十的巴金先生，身穿睡衣坐在椅上。我本打算同先生清静交谈，现在看来似难如愿以偿。
我首先敦请先生卧床休息，他摇摇头：“感谢你来医院看我，如果可能，真想请你到我家作客……”先生并未站起。透过缝补过的睡衣，从先生熬过病魔折磨的身躯，可以看出他被“四人帮”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挨过了被关牛棚的身影。听说，不仅他本人，甚至夫人的脖颈也被挂块反动的牌子，罚去扫街。要是天亮才去，就要被红卫兵往身上啐唾沫，每天早晨就得在晨光熹微前走出家门，先生是噙着泪水送走夫人的。他在回忆中写道：夫人弥留之际，先生不在身边，他是跑步赶来的，那时，夫人已被罩在床单中，没有看上最后一眼，闯进先生眼帘的是夫人的名牌。十年文革损害了先生的健康。面对卧病中的先生，不觉潸然泪下，我为有伤大雅而赧然。
我告诉先生：他的《家》日译本久已售罄，岩波书店将于11月发售新版。“我一点也不知道；可当真？”他用仿佛是怀念这篇小说的口吻说：“《家》是我年轻时写的，修改八遍；其中一部分写的是我自己的事。”
当我告诉他日本读者在期待他的新作问世时，他回答说：“感谢日本朋友，尤其感谢读者的一片心意。现在，我订了个庞大的计划，等恢复了健康就要提笔。”我问他，对中国作家来说，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什么？他回答说：“中国作家必须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创作是用笔为人民服务。直到今年，我还未曾为了想当作家才写东西的。”
我说：多数日本作家不是为了对社会作贡献而写作，并请他谈谈看法。他说：“每个国家情况不同，都有自己的路，日本作家是在探索人生的，比如芥川龙之介不就是为了探索人生道路而离开人世的吗？我为了摸索救国的道路才拿起笔，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全心全意为祖国而写作。”声音虽低，却掷地有声。我深受感动，无意中把巴金先生的话，同我自己作为作家所要走的道路紧紧叠印在一起了。
时间已到，先生送我三本布面精装的《家》、《春》、《秋》，这在目前是难以得到的，另外还送我一个嵌贝脱胎漆器。
那夜，好象播放了以巴金先生接见《浮华世家》作者为题的电视节目，对此，我一无所闻。我坐在旅馆房间里，把意外得到的堪称珍本的巴金先生的三本书放在桌上，同时，定睛凝望嵌着仿佛是真贝壳的漆器，在思考其中的含义。根据中国通的说法，这件漆器是宋代的妇女开始用的香奁，但我却认为这件双唇紧闭、气喘吁吁的嵌贝脱胎漆器上，似乎寄托着巴金先生无论在任何时候，发生任何事，置身于任何境遇，都要活下去，就好象是贝壳中的珍珠，不再失去写真实的一颗心。这三本书和嵌贝脱胎漆器，现在都摆在我的书房里。　〔李德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