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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那布尔 1984-02-29 00:00

忆杨勇同志在新疆

第5版()
专栏:

忆杨勇同志在新疆
贾那布尔
杨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但回想起他在新疆辛勤工作的年月,他的高尚品德,他对我的关怀、教育和帮助,不能不引起我对他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七年的1973年,当时的新疆同全国一样,各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极度混乱。在那全中华民族都陷入灾难的岁月里,人民内部不团结,各条战线问题成山,积重难返。就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周总理十分关心新疆各族人民,派杨勇同志来新疆工作,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
杨勇同志来新疆以后,不顾“四人帮”的压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形势,坚持真理,领导各族干部和群众,批判派性,增强团结,解放干部,进行整顿,加强部队建设,为消除动乱局面,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出了巨大努力,使新疆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当时大批干部还靠边站的情况下,杨勇同志认为只有解放干部,团结干部,使用干部,依靠干部,才能造成安定团结的局面。因此,他对遭受打击迫害的各族干部关心爱护,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使一些在运动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得到温暖和解放。记得1974年5月,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负责同志汇报到干部受批判、生产没人抓时,他理直气壮地说:“那怎么行!不搞生产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今年你们全州能生产三亿斤粮食,我去向你们祝贺!”秋后,这个自治州粮食总产量超过三亿斤,畜牧业也获得丰收。他因忙于工作,特派我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州干部群众祝贺和慰问。
1976年2月,“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为了篡党夺权,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连篇累牍地刊登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那时我分管宣传工作,当这股逆风刚刚开始刮起的时候,为了把握宣传的方向,我去向他请示,他说:“一句话,按党中央的文件办。”过了几天,在自治区党委的一次常委会议上,有的同志坚决主张地方报纸宣传要跟《人民日报》。他严正地指出:“报纸宣传要按党中央的文件办!”会后,他语重心长地暗示我说:“贾那布尔同志呀,现在情况很复杂。遇到问题可要动脑子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千万不能盲从啊!现在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要辨明方向,可不能象有些人那样盲目跟着跑啊!”听了他这肺腑之言,我的思想豁然开朗。在当时“左”的路线的高压下,他能说出这样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中,当时在新疆,有人要印发“四人帮”爪牙们炮制的《清华大学大字报汇编》,杨勇同志知道后义愤填膺,斩钉截铁地提出:“不准印发!”接着,清华大学派一些人来新疆进行所谓“传经送宝”,他听后很生气,毅然决然地提出:“不能组织这些人散布那一套!”这些人中有的回去告状,他却无所畏惧,一笑了之。
王恩茂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新疆工作时,从新疆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五好建设”的方针,即“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天山南北农村“五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贺龙副总理的赞扬。十年内乱时期,“五好建设”横遭批判,被迫中断,已经取得的成绩,受到严重破坏。1976年夏,杨勇同志风尘仆仆地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村调查研究时,看到大量的树木被砍掉,生态平衡遭破坏,他痛惜地说:“真是以粮为纲,树木砍光啊!”他问当地干部:“植树造林有什么罪?树木也有修正主义?!你们怎能容忍这种乱砍滥伐的行为呢?!”他一边走,一边同干部交谈,要大家认识王恩茂同志提出的“五好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并对自治州的绿化事业和“五好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在那令人齿寒的“文革”年代,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党的民族工作遭受严重破坏。当时,在新疆有人说什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名字太长了,叫新疆自治区就行了”,“自治州、自治县是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现在社会主义了,还讲什么民族!”等等,妄图从根本上取消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民族工作。杨勇同志针对这种错误论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言简意明地阐述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他的话音刚落,会场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为了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以实现,他竭尽全力,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哈萨克族有句谚语:“没有团结,前进路上灾难多。团结的可贵,在敌人面前才有深知。”杨勇同志在新疆工作期间,总是象保护眼珠似的珍惜民族团结。他讲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时,总是强调团结是党的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大局,团结是胜利的保证。他还说,在新疆要搞好团结,党的团结,干部的团结,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核心是民族团结。他要求把是否注意民族团结作为衡量是否好干部的标准。他还提出要不断地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再学习,要求干部群众共同打破资产阶级民族观,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坚决同破坏民族团结的现象作斗争,把民族团结推进到新阶段。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却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每逢节日,总是亲自登门拜访。
杨勇同志对新疆民族文化教育和出版工作非常重视和关注。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出书难、买书难的问题在新疆十分突出,造成严重的书荒,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的大、中、小学教材更是严重缺乏。1975年6月2日,在自治区召开的兄弟民族文字图书翻译出版规划会议上,他那语言诙谐而含意深刻的讲话,我至今不忘。他说:“在新疆,各兄弟民族与汉族的人口比例,兄弟民族占60%,而兄弟民族的文字图书出版发行数量,只占总数的16%。因此,新疆的出版发行工作,必须贯彻以兄弟民族的文字图书翻译出版发行为主,逐步做到各兄弟民族与汉族文字图书出版发行量,与兄弟民族和汉族的人口比例相适应。”他还说:“汉语的文字图书少一些,兄弟省市自治区可以支援,少数民族文字图书没有从哪里来?”会后在伊犁和喀什先后筹备成立了两个出版社,他又指示有关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以帮助和支援。这两个出版社成立后,编印翻译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刊,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学习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4单4月,组织决定把我从基层调来区党委工作。当时我经验少,怕工作做不好。杨勇同志充满激情地鼓励我:“不要担心,要大胆去闯,你情况熟悉,在中央党校已学了几年,要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中间去,会做好工作的,好好干,我会帮助你的。”在工作中,他对我严格要求,细心指导,耐心教育,诚恳帮助。他不只一次的给我阐明过学习的重要性,学习和工作的辩证关系。他说:“一个人学习得不好就工作不好,工作得不好也就学习不好;不但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有一次,在北京我们见了面,他还再次向我重复过这段话。
据我所知,在新疆,凡是和杨勇同志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到教育和鼓舞。人们总是希望听他那娓娓动听的说理,都把他当作师长、挚友,都愿向他一吐心中的疑问或喜悦或抑郁之情。当人们向他求教的时候,他总是给以圆满的解答。他非常重视听取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以商量的态度同大家一起求得问题的解决。当人们对某些问题认识不清的时候,他又总是循循善诱地进行说服。表现了一个高级干部应有的成熟和风度。“人的尊贵在自己,人的身份在语言”,他在新疆各族干部和群众中深孚众望,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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