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学术上的诤友

第5版()
专栏：

欢迎学术上的诤友
李新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了解自己，希望友谊，希望知音。知音有两种。一种是伯牙与子期那样的友谊。伯牙对子期能欣赏他的“高山流水”，表示衷心的感激，以至子期一死，他便毁琴不弹。另一种知音是顾曲的周郎。“曲有误，周郎顾。”周郎能听出曲中的错误。那不是很知音的人吗？他不但听出了，而且及时地以目顾之，让奏曲者注意，避免再发生错误。这种诤友式的知音，不是更值得感激吗？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以来，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有不少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其中有鼓励的，也有批评的，可谓知音不少。但最使我感动和感激的要数赵冬垠同志。
我去年12月到广州，听黄彦同志说，赵冬垠同志对我们的书有意见。我特地去拜访了他。他知道了我的来意后，没有任何客套话，直截了当地就向我指出了《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册中的错误和缺点。他的意见既很具体又带有原则性，有时还提到了方法论的高度。如批评我们的书中对清末农村情况忽略了，关于同盟会系统的革命团体，只对湖北的讲得最详细，而对江苏、浙江等地则写得太少，等等，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我对他的意见，当即表示接受和感谢，并希望他对下册也照样审阅和指正。他说没有收到我们寄赠的书。我回到北京后随即召开了民国史研究室全体人员的会议，传达了他的批评意见，并希望大家要善于主动地向各方面征求意见和正确地对待各种批评意见。在会上，我也简单地介绍了赵冬垠同志这位老党员的为人。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中坚贞不屈，在“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中更是令人钦佩，根本不把“四人帮”放在眼里。他的性格耿直，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只是在对待一些有错误的人，有时批评过严，要求过苛，使人面子上过不去。他从三十年代起即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生好学不倦，中外文的基础都好，学识渊博，所以他虽然是经济学家，却能对我们的民国史提出很好的批评。他还有一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优秀的品德，就是一贯地注意提携后辈，培养青年。所以他现在虽然从广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上退居第二线了，但院内重要的研究骨干如我所熟悉的张磊、黄彦等同志，对他仍然一如既往地非常尊敬。
这次会后，我们研究室随即给他寄去了民国史一卷下册。不到一个月，他即把批阅了的原书寄回来了。因为我们当时有约，请他在书上随意批改，然后将原书寄回，我们再寄一本书赠他。他果然那样认真地信守诺言，毫不爽约。我接到书后心中充满无限感激。他在书上批改的意见虽然只有几条，但都很重要，很值得我们修订时考虑和采纳。较大的意见不是一篇短文说得清楚的，随便举一条小意见来说吧。我们的书上说同盟会搞暗杀活动，曾受到俄国虚无党的影响。他用铅笔把这句话勾了一道，一直勾到书眉上，并作了这样的眉批：“俄国并无虚无党”。我对这一眉批很注意，找了几个精通外语和俄国历史的同志请教。结果证明，我们的写法错了。虚无主义是一种思想，各国都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但并没有虚无党的组织。俄国也的确没有虚无党。俄国搞暗杀的主要是民粹派，也有个别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但不能把这些人称为虚无党。同盟会搞暗杀活动确实受到过俄国的影响，其来源主要是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跑到日本的一些民粹派和个别社会革命党人。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同盟会的影响则更广泛，但其作用不在于搞暗杀活动方面。总之，由于我们学识浅薄而又钻研不够，所以同盟会当时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我们现在依然没有搞清楚，因而写出了不科学的词语。这个问题似乎不大，但却暴露了我们的学风还不够严谨。对问题不寻根究底，不搜求第一手资料，人云亦云，辗转抄袭，这种作风是历史工作者的大敌。那样写出来的东西，即使文采很好，风行一时，也不能算历史科学著作。因此我们对赵冬垠同志的批评指正，衷心感激。他真是我们的知音——诤友式的知音。
赵冬垠同志还是我们编写民国史最热忱的支持者。1976年冬，我们和广东几个单位合作，与张磊、黄彦等同志共同修订《孙中山年谱》。那时“四人帮”刚倒台，搞科研的条件很差，困难很大。赵冬垠同志不仅为我们解决了各种困难问题，而且亲自陪同我们到中山，到肇庆，参加我们的工作，一字一句地对《年谱》进行修订。《孙中山年谱》成书后，在序言里本来提到了他的领导和支持，但他坚决地把它删掉。稿费他更是分文不取。这种可敬可爱的高尚品格，真无愧于老革命的光荣称号。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些老同志满腔热忱而毫无顾忌的支持，我们搞民国史的同志们才受到鼓舞，不怕艰难险阻，坚持不懈地搞下来，从而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为什么这样热情地支持我们搞民国史呢？因为他从事革命和科学工作数十年，懂得科学，热爱科学，知道从事科学研究的甘苦，特别是对我们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搞民国史，还能坚持科学精神，他内心很同情我们。他对我们很了解，就象子期对伯牙一样。所以我们过去并不相识，却一见如故。真是高山流水识知音呵。我们这样的知音是两重意义上的，既是感情相通的高山流水式的知音，又是能提出批评意见的诤友式的知音。简单一句话，这是真诚的革命同志式的友谊。
本来，在一切革命同志之间，都应该有真诚的深厚的战友之谊。这样的友谊，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白色恐怖区域，是同志间正常关系的表现。在解放区，这种关系是普遍的，不仅在党内，就是在人民群众之间也广泛地存在。在白区，这种关系只能存在于狭小的范围内。所以鲁迅遇着瞿秋白，就感到无比的喜悦，觉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全国解放后，以这种革命友谊为基础，在人民群众范围内，建立起更加广泛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相见，都以同志相称，十分亲切。新中国的确是一个新社会，在剥削制度下面，怎能有这样普遍的同志关系呢？
现在我们正在整党。我们多么需要通过真挚、诚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同志间建立起比任何知音都更高尚、更深厚的革命友谊呵！在“四人帮”余毒尚炽的时候，我们得到赵冬垠同志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在今天开始整党的时候，我们又得到他充满善意的批评和指正；我们怎能不表示由衷的感谢呢？因此，我特地写了这篇短文，代表我们编写民国史的同志向他致谢。我未征求赵冬垠同志的意见就这样做了，为的是求得自己心安。我想赵冬垠同志即使不以为然，也会原谅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