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鼓和赶车

第7版()
专栏：

擂鼓和赶车
冯至
我首次读到田间同志的诗是在四十年前；我和田间同志相熟识，是在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昆明地处西南的后方，距离前线火热的战斗很辽远，可是学校里，本地的和流亡到这里的教师和学生，在抗日战争的鼓舞下大都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他们在政治气氛恶劣的环境里，又上课又议论时事，又读书又写文章，抗议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群众运动，更是彼伏此起。在这样的形势下，从1942年起，产生了几种小型的周刊，其中《生活导报》办得时间最久，影响也较大。它在1943年11月13日刊行了一本《周年纪念文集》，里边发表了闻一多的文章《时代的鼓手》，副标题为“读田间的诗”。这篇文章在关心文艺、尤其是关心诗的朋友们中间引起极大的震动。那时我们往往脱离实际地谈论着诗的艺术，诗的前途，用比较短窄的尺度衡量诗的创作，所以文章一出现，就象响起一阵鼓声，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从此田间的诗在昆明诗歌爱好者的集会上，不断地被讨论，被朗诵，在讨论最热烈，朗诵的声音最高亢时，人们觉得战地的炮火，再也不是那样辽远了，仿佛在自己的身边。当时我的印象是，田间给新诗增添了一种新的风格，这风格只有在战斗的生活里才能形成。
这是四十年前的事，再回顾一下三十年前。1954年6月至9月初，我和田间，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共同访问了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有些见闻，田间已经写在他的散文集《欧游札记》里。我要提一提的，是7月10日晚在莱比锡举行的一次田间诗朗读会，由《赶车传》的德语译者魏斯柯普夫主持。在一座不很大的报告厅里，坐满二百多人，先由我简略地叙述一下中国新诗的概况，然后田间朗读他的诗作，最后魏斯柯普夫读他的译诗。他以诚挚的友谊介绍田间的诗，给《赶车传》以相当高的评价，他重复他在《赶车传》译后记里写的最后一段话：“《赶车传》对于德语的读者——在另一种语言的译文带有局限性的情况下——好象是一面诗的魔镜，里边显映出一个民族的博大的心，战斗的、胜利的新中国的心。对于中国的读者和听众，田间这部叙事诗有更多的意义：这是认识的泉源、生活智慧的教科书，这是真正的诗，尤其在我们的时代应该做到的：它是政治和哲学的姊妹，它致力于协助人类，使世界更为美好，更具有人的尊严。”
魏斯柯普夫作了介绍后，随即朗读了《赶车传》里的几段。人们反应，从简练有力的诗句中，可以了解到旧中国劳动农民悲惨的命运，他们善良而坚强的性格，更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意义。有两个联邦德国来的青年，非常欣赏《赶车传·序》里说的翻身的两宝：“两宝叫什么？名叫智和勇。／智勇两分开，翻身翻进沟；／智勇两相合，好比树上鸟，／两翅一拍开，山水都能过。”
散会后，魏斯柯普夫又陪同我们到国际旅社访问了著名诗人、当时民主德国的文化部长贝希尔。贝希尔和我们谈了些文艺上的问题，他说他在他的诗论里也提到过《赶车传》。
闻一多和魏斯柯普夫都早已不在人间。前者被万恶的国民党特务杀害，用生命谱写出壮烈的诗篇；后者辛勤地从事文艺工作，操劳过度，在我们别后的次年猝然逝世。闻一多仅仅根据《给战斗者》里的短诗，魏斯柯普夫只根据他译的《赶车传》，对田间的诗作出评价，我认为这些评价现在看来还是很中肯的。建国以来，田间写诗，有了更多的发展。只要看一看他写诗的地点：解放前的晋察冀边区，解放后在朝鲜战场、内蒙古草原兴建的钢铁基地、天山脚下的农场、尼罗河畔的亚非作家会议，以及海上油田等等——在这些地区写出的诗不都是应该冠以“给战斗者”的称号吗？而且鼓声不息：“星落月落鼓声不落，／敲呀敲！／山摇地摇鼓声滔滔，／敲呀敲！”一直敲到——“月亮当锣呵太阳当鼓，／劳动人民呵大地之主。”
田间在《赶车传·上卷后记》里说：“我觉得有义务来歌颂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把斗争的历史告诉全世界的人们，把革命的歌唱给我们的子孙。”魏斯柯普夫在译后记里的评语跟这段话基本上是契合的，可是田间给赶车以更为深刻的象征意义，他说：“这车子，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象征。这车子，在党的指引下，它在飞腾前进。它曾经穿过炮火，它曾经穿过高山峡谷，它曾经穿过狂风暴雨，终于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门口。车子来到这里，革命的车轮并没有停下，它仍在前进”。田间就是这样敲着战斗的鼓，赶着革命的车，走他的诗的道路。
鼓声里没有“弦外之音”，却有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声音；战斗的短诗和长篇的叙事诗里没有“自我”，却有中国人民的自我。
（编者附记：本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田间选集》的代序，本报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