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在香港

第8版()
专栏：

梅兰芳在香港
梅绍武
果然不出所料。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来了一个陌生人，说是要见我父亲。他身穿便服，一口东北话，看样子却象个日本人，阿蓉姐只好让他进门。
父亲刚一进客厅，那人就装出一副笑容道，“梅先生，真高兴见到您。俺叫黑木，我们一进入香港，酒井司令就派俺找您，直到昨天才打听到您住在这疙瘩。司令想见见您。您哪天有空，俺来陪您前去。”
父亲不动声色地思索一下，答道：
“好吧，现在就可以去。”说完就进卧室去取衣帽。冯老伯追进去，着急地轻声问道，“你怎么能就这样轻率地跟他去，难道一点不害怕吗？”
父亲苦笑道，“事到如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还怕什么？今天不去，早晚也得去，莫非要等他们派兵把我押去不成。”
他毫无惧色地随黑木朝门口走去。这当儿，正在我们家中作客的中国银行职员周荣昌先生自告奋勇地称自己是父亲的秘书，要陪他一起去。黑木踌躇一下，勉强同意了，家里人都跑到阳台上，揪心地瞧着他俩乘黑木那辆黑色汽车下山去了。
父亲走后，大家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来。
等啊，等啊，天渐渐暗了。谁也没心思吃晚饭了。我们趴在窗前张望，外面一片漆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只偶尔路过几个打着手电筒的日本巡逻兵。
直到夜里十点钟，从远处山坡才爬上来一辆汽车，开到楼前停住，朦胧中走下两个人。我看到后，连忙对闭眼颓坐在沙发上的冯老伯高兴地喊道，“爸爸和周叔叔回来了！”大家都拥到门口接他们。
父亲回到家中休息片刻，跟我们讲了渡海会酒井的经过：
酒井司令部设在九龙的半岛饭店。黑木带他和周先生乘坐专用小艇渡海，进入饭店后，先让他们在一间昏暗的会客室里等待。酒井那时正在开会，过了好久才走进来。他一见到我父亲，也堆起满脸笑容，假惺惺地说道，“真没想到一请您就来。您不记得了吗？二十年前，我在北京城看过您的戏，还同您见过面。我那时是日本驻华使馆的一名武官，后来还在天津当过驻防军司令。”
父亲见他直套近乎，便冷冷地答道，“也许见过……可是不大记得了。”
酒井忽然惊讶地问道，“怎么，我方才没有看出来，您怎么留起小胡子了。象您这样一位名闻四海的大艺术家，怎能在中年时期就退出舞台呢？”
父亲答道，“我是扮演旦角的，如今快五十岁了，扮相差了，嗓子也不行了，已经完全失去舞台条件，早就应该退出舞台，免得献丑丢人！”
酒井觉出话里有刺，沉吟一下，说道，“哪里哪里，您一点也不显老，可以继续登台表演，大大地唱戏。以后咱们再详谈，研究研究。”接着他就叫黑木给我父亲一张临时通行证，又补充说，“皇军刚入香港不久，诸事繁忙，您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黑木，让他帮忙解决。不多谈，下次再见。”
父亲和周先生走出半岛饭店，心想家里人一定等得着急了，正打算立刻回家，不料被黑木缠住，非要到他家吃晚饭不可。父亲无可奈何地随他前去。那人是个中国通，在他家里没完没了地向我父亲炫耀他对京剧的知识，直到夜里九点钟才送我父亲和周先生过海，上岸后派汽车送他们回家。
父亲最后说道，“今天这一关总算闯过来了。可是你们别以为他们没有难为我，会有什么好意。我看出酒井够厉害的，先同我客套一番，以后准会想方设法利用我。让他等着瞧吧！”
没过多久，日军某部为了召开一次占领香港的“庆祝会”，就来了一封信，要他参加表演。父亲那时的心情越来越不好，火气上升，患了牙痛，脸部发肿，便请医生开了一张证明，随信附去，说明不能演出。
一个月之后，他们又派专人来百般威胁利诱，非要他出来演几天戏不可，借此繁荣市面。父亲提出自己已经多年不登台，嗓音丧失，且剧团不在港无法演出等等理由来回绝。
第三次情况就比较严重了。那是在1942年春，南京汪伪政府无耻地庆祝什么“还都”，由日本特务机关派专人来香港接我父亲前往参加演出，并说已备好专机护送。父亲还是照以前两次那样提出种种拒绝的理由，可是那个家伙屡次前来纠缠，父亲费尽唇舌也打发不走他。最后，父亲坚持自己犯有心脏病，平生从不乘坐飞机，使那人再也无法搬动这位不驯的艺术家，又鉴于他的国际声望，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父亲虽然处于这样的逆境，仍然每夜收听国外广播，密切注意国际形势的发展。他关紧窗户，熄灭电灯，用被子盖住无线电，把声音开得很小，屏息静听。那时，我们家周围的楼房里已经搬进去不少日本军人，常常开宴会，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我们几个孩子就在外间屋给父亲把风，如有人敲门，便立刻飞报。他每次听完之后，都懊丧地走出来，转告大家没有什么好消息。但是，他一直这样冒着危险坚持听下去，巴望总有一天会传来胜利的喜讯。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