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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02-28 00:00 |
加强报纸与工人群众的联系 本报邀请京市工人举行座谈
第6版()
专栏：
加强报纸与工人群众的联系
本报邀请京市工人举行座谈
编者按：为加强报纸与工人群众的联系，使报纸更好地推动生产建设及为工人群众服务，本报于本月十八日下午，邀请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石景山发电厂、七十兵工厂、华北农业机械厂、电车修造厂、公共汽车公司、新华印刷厂等七厂的十三位工人同志举行座谈。会中，大家反映了各厂在解放后生产发展及生活改善的情形；并对工资、生产奖励、住房、医药疾病等方面提供了很多极为重要的意见。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热爱工厂和改进工作的积极精神。本报负责同志在会上提出：今后将要定期地召开工人座谈会，并把它定为制度。今后报纸要有计划地同工人代表讨论一些有关工人生产及生活的重要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加强同工人群众的联系。这一意见得到到会工人同志的热烈赞同。
（一）解放后工人的努力
到会工人同志的发言中都讲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由于人民政府积极领导及全体职工的努力，生产在很快地发展和提高。
新华印刷厂在解放后两年中，由于人员和设备不断增加，生产提高了一倍半。石景山钢铁厂某高炉产量较解放前平均提高百分之八十左右。电车修造厂解放后两次进行百辆电车运动，该厂在去年九月份即完成了全年的任务。公共汽车公司较初解放时车辆增加二十余倍，职工数目扩大七倍；因将烧木柴的汽车改装而烧煤炭，运行成本降低一半。华北农业机械厂在开始制造农具时缺乏经验，做出的水泵不适合农村需要；打制的耘锄因缺少麻钢，很不坚固。经过职工的研究、摸索，现在已能大量制造为农民所欢迎的新式农具；并自行解决了生产麻钢的困难。
随着生产的提高，各厂对职工生活和福利事业也或多或少的有些改进，石景山发电厂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实例，正如该厂裴庆云说的：该厂在解放以后，生产有很大改进，职工的福利也随之提高。这是因为该厂的领导干部，像工人出身的刘英源厂长等，能深切了解工人的困难和要求。在每一期的生产合同中，不单订出如何保证生产，同时也根据现有条件，具体订出要解决那些职工福利问题。去年一年，发电厂在生产中，曾解决了重大的煤粉炉的跑煤烟问题，每年能给国家节省百余万斤小米；掏挖了建厂数十年以来未清理过的循环水沟；实行了机器的定期检修制；展开了消灭隐形事故运动。因此，机器负荷提高，事故大大减少，在工人福利方面，曾分批盖了新房，现有二百多职工住上了新房。对房子的分配，是经过工人民主讨论决定的，分配比较合理。对于住旧房的职工，厂方借给他们钱，供给一部分石灰，由工会发动大家在工余时间互助修房。因为该厂距城较远，过去工人进城看病很误事，厂里呈准上级，盖了医院，现职工看病及生小孩已不成问题。合作社的售货额，占全体职工工资的百分之四十五。过去食堂搞的不好，职工很多到外面小摊上吃饭。经过认真改进，出外吃饭的人很少了。现在几乎每礼拜都放电影。开大会，目前还缺少一个礼堂，这是今年职工集体福利事业中所需解决的事项之一。
在座谈中，工人们对当前的生产、生活和福利事业反映了许多要求和意见。现在把主要的问题分别整理如下：
（二）关于工资问题
工人们对目前工资制度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提高，有计划地调整工资。
综合大家的意见，目前工资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同一工厂同工不同酬。据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王惟一谈：“同在一个车上开车，技术相同而待遇悬殊，这是因为工资标准不统一。有的工人是日薪制，每月合三百来斤小米，另有一部分工人是月薪制，按折实单位计，每月合五百来斤小米。”新华印刷厂潘尧治也说：“我们厂也存在这个问题，工人经常提意见，要求厂方应该根据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把过低的工资部分适当提高，争取逐步地达到统一工资标准。”北京电车公司修造厂焦耀中指出：该厂有一百多名青工，都有五、六年工龄，在技术上并不比去年招考的技工低，且在生产上处处带头，但至今他们仍按徒工待遇，这是很不合理的。
工资制度中第二个问题是：同一行业中工资标准不统一。据会中反映：北京市有三个较大的公营机器制造工厂，以各厂平均工资来看，七十兵工厂月薪二七九斤，机器总厂为三二○斤，华北农业机械厂为三四○斤。据七十兵工厂工人路懋谈：该厂在解放后，因为生产任务不经常。技术工人的工资一般是每月二百四十至三百斤小米。因为工资低，已有百十来人跳厂；还有的在夜晚进行其他副业生产；有的则借病请短期假，出外做活。如铁工（拿大锤）吴保恒五口之家，月薪二百二十斤米，月月不够用，发薪不几天就得借钱吃饭。现在，工人们都懂得：只有搞好了生产才能改善生活，所以大家迫切要求生产任务；同时希望将目前工资制度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一次有计划的调整。
（三）关于生产奖励问题
在执行奖励政策中，不合理和不及时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会中并反映了许多因奖励工作没有搞好，影响生产的实例。
华北农业机械厂工人田振棠说：该厂过去（现在已有改进）对生产奖励作的不好，大大损害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去年，该厂和水利部订了制造三千部水车的合同。先由工程师研究水管的制造方法，一再试验，老作不好。眼看合同快到期了，如货物迟交一天，就要受罚小米一千斤。这时领导上才号召工人想办法。不两天，就有王常佩等四个工人研究成功，水车任务得以按时完成。行政上原规定按他们创造价值的百分之三十给奖。计算结果，数目太大，领导干部就产生了“小米观点”。拖延很久，才奖给他们三百多斤小米。第二次，是厂里要立一个四丈多高的铁烟筒，若雇人搭架子立，得用一千多斤米。工人李金树想出一个办法：用一根木棍插在烟筒里，绑上绳子往起拉。就用这办法把烟筒竖起来了。工作时冒很大危险，几乎摔坏一个人。李金树当时过度紧张，因此得了病，自己治病用了四、五百斤米。而行政上只奖给他二百斤米，还说：“这法子并不稀奇，早就有人想出过。”李金树和研究制造水车管子的工人刘文儒因对奖励不满意，现已离开农业机械厂到别处工作去了。
（四）关于住房问题
京市人民政府对职工住房问题是关心的，去年曾拨了两千间房子给职工住。但目前工人同志对住房问题还有些意见，他们认为有两种不合理的现象：一种情况是，厂内没有或很少有工人宿舍，工人在租赁房子时也遭受各种困难。如工人同志提出，有些房主对工人很苛刻，双方如果发生纠纷，房主就要以加房租来威胁。同时，租房子时还要受到中间人的额外剥削。七十兵工厂路懋同志说：该厂工人绝大部分都还租房子住。他们常常遇到有些房主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工人。工人要通过拉房线的（中间人）才能租到房子。租下房子得先交四、五个月的房租，拉房线的要吃一份，房东要烂一份（即白拿一个月房租）。工人李富升因为和房东闹点意见，房东就提出要加房租十斤，不然就要他搬家。双方争执起来，闹到公安局派出所，派出所允许房主加价。工人不服，上告到市人民法院，法院又接受了房主进一步的要求，判决房主可以加十二斤。因此工人们都怕和房主打官司，一来是误不起工，二来是打官司的结果往往是房主加房租。有的工人说：“合理的增加房租是可以的，但也应该了解工人的困难。现在，房租涨了一倍以上，我们的工资并没有增加。”
路懋同志并提出，希望政府能成立一个专门组织来管理租房问题，使房租合理，免去中间剥削，工人、市民能租到房子住。
住房问题的另一种情况是，有些企业领导干部对此不够重视，未尽最大努力设法解决，或在分配现有房子时，不能吸收工人群众的意见，因而分配不合理。如华北农业机械厂田振棠同志提出，该厂有些工人宿舍没有电灯，一年多来工人不断提意见，至今尚未按装。其次，住在厂内的工人不出房钱；住厂外清管局所分配的房子的工人出一部分房租；在厂外租房住的全部自己出房租。这种现象也不合理。
（五）关于疾病医药问题
在座谈中，大家对职工的疾病和医药问题有这样几种意见：（一）有些厂医药设备太差，不能满足职工的需要；（二）工厂行政和工会对职工的劳动保险福利及工人的互助问题作的太差，工人容易生病，病了无力医治；（三）某些医疗人员缺乏认真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优良作风，未能以细心负责的态度给工人医病。这其中有的是因为受经济条件的限制，短时间尚不能完全解决；但有许多问题，如果领导干部或医务人员从思想上引起注意，是可以求得改进和解决的。
七十兵工厂路懋同志谈：该厂工人对厂内医务所不满意，工人们说它：“大病治不了，小病治不好。”问题是经费困难，药品缺乏，但大夫又不得不给工人看病。工厂每月医药费总数是一千四百多万元，平均每月工人住院的医药费用及外出门诊开支不下一千万元，因此工厂医务所每月仅余医药费四百多万元；但全厂每月看病的工人约有六千余名，药费的困难可想而知。特别是得了慢性病的工人，能住起医院的很少。大多住在家里休养，而工会在劳动保险福利方面作的又很差，所以，工人病未好就要求上工。有的工人明知自己有病，也怕检查出病来不能工作。
新华印刷厂潘尧治同志提出，该厂的两个医生技术都还可以，就是医疗作风不好，看病很马虎，不认真检查、诊断。对一般的病人，只是问上几句就给开药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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