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上》序

第8版()
专栏：

《生命册上》序
唐弢
中国散文种类繁多，清朝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将它分为十三类，流行一时，曾国藩在《经史百家杂抄》里稍事压缩，重加梳理，作十一类。以后社会变革，文体更易，有的门类如“诏令”、“奏议”等自动消亡。人们更求简便，大别之为三类：论说文、记叙文、抒情文。这样分，要说精密，自然是不够精密的，但有一个好处，简单明了，区别起来比较容易。因此，后来的对于白话散文，也仍然有人沿用这办法，分为三大类。
我初弄笔墨写的是诗，正式投稿时却是散文，同样没有跳出这范围。回忆往事，记述当前的生活，算是叙事散文；借一点因由，发抒隐藏在心底的感情，便是抒情散文，或曰散文诗；以议论为主，评骘社会，月旦文明，那就是社会杂感了。当然，这三者往往又是相互交错、相互结合的，区别在于全篇的重点是哪个。几十年来，我经常写的是议论性散文，不是杂感便是随笔，出版了十几本杂文集，注定是个七嘴八舌的杂文家，不免使有些人齿冷，有些人要悻悻然了。
其实我自己倒是喜欢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的，并且花了较多的心力试写过。开始投稿的时候，我写的是这类散文；上海沦为“孤岛”，议论性文字写得多一点，不过形势迅速改变，洚水警予，生路日蹙，最后连可以发发牢骚的地盘也没有了，我又回过头来写抒情散文，写叙事散文，遁身于古人和往事之中。顾盼今昔，聊以自遣。其中抒情散文，曾辑成《落帆集》，收入巴金同志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于1948年10月问世，三十三年后，又由广州的花城出版社重版过。
还有一些以叙事为主的篇什，一直没有结集起来。最初写的《药》和《种在诬蔑里的决心》，发表于1936年的《中流》半月刊，原是单纯的回忆和自白，有人却说《药》的收尾的“治危症，还是用险药吧！”意有所喻，暗示中国应当武装抗战，但他又认为这样做“决不是什么现实主义的方法，倒是有点近乎所谓盲动主义的”。为什么抗战会是“盲动”，我弄不明白，因此也懒得去说明究竟是不是真个意有所喻了。倒是1944年发表在《万象》上的《学贾》、《以虫鸣秋》、《三迁》等三篇，执笔之间，的确不能以回忆为满足，时时情不自禁，夹入一些现实的芒刺去。直到抗战胜利，续作《化城寺》、《生命册上》时，才又恢复先前的写法。以后又补写六篇，意有未尽，终于没有完成原来的单独成书的心愿。
就文章的写法说，每篇各有头尾，自成起讫，这样，虽然一篇有一篇中心，而且大体衔接，但为讲得完整，叙述不免有重复之处，实际上这不是书的写法，而是单篇文章的写法。《我与杂文》和《我要逃避》等其它几篇，则是这些文章的有关内容的补充，但仍各自独立，互有长短，而不拘于生活的一端。
现在，我把另外两组文章和这组结集在一起。一组是忆旧怀人之作，记述和文艺界师友交往的经过，缅怀风采，铭记教益，今天读来，已有“人生莫羡苦长命，命长感旧多悲辛”（白居易）的叹息。另一组是远游揽胜之作，除两篇稍有历史意义从未收集的游记外，包括到苏联、日本、英国各地的访问，异邦风物，前贤往迹，深深地启发了我的沉思和遐想。这些文章有的是新写的，有的是旧作而经过挑选和润饰，两组各有一篇曾被选入中学的语文课本，比较为大家所熟悉。
我把这三组文章合成一书，而将其中的一个篇名作为概括全书的书名：《生命册上》。意思无非是说，尽管不是全部，这些却都是我生命的经历，是我题在人生这个册子上的淡到欲无的名字。真的，我做得太少，也太贫乏了。如果灵魂必须受审，我便是自己灵魂的审判者，“火湖”在前，我将毫不迟疑地纵身跳下去！
（编者按：《生命册上》今年7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