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知足常乐”

第8版()
专栏：

再谈“知足常乐”
冯英子
今年3月号《中国老年》上，发表了我写的一篇短文《四乐颂》。四乐之中，引用了一个“知足常乐”，我当时倒是有点针对性的，而且也确实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特定的定义与解释”的。因为文章专为《中国老年》所写，讲的又是老年的养生之道，而《中国老年》的特定读者对象主要是老年。在目前许多老同志退休、离休、退居二线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我们大多数老同志能够盱衡大局，全面考虑，但听到的“不知足”的故事也着实不少。有的人好象国家和人民欠了他还不清的债，临走之前，提出这样条件，那样条件，条件满足之后又有新的条件。我想劝劝这样的同志，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一般老百姓过的生活还很苦，希望他们也有点
“戒之在得”的精神。这也是我用了“知足常乐”这句话的原意和对这句话的“特定的定义与解释”。
想不到这篇短文引来了黄裳同志的《也谈“知足常乐”》（《人民日报》5月14日八版）。黄裳同志抛开了我文章的全部论点，抽出了“知足常乐”四字做文章。他认为“知足常乐”是“一种道教的‘人生哲学’”，是“大锅饭的思想与理论基础”，引用了这句格言是“将无数志士仁人、改革家、创新者打成‘蠢动’的‘不知足’者”，因此，他断言“那效果简直就等于抽掉了中国人民的脊梁”。这一套严重罪名，倒使我不能不再来说几句了。
古代留下来的一些“成语”、“格言”，“它们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定义与解释”。这说法是对的。但是，既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那么，历史是变化的，发展的，这种“条件”的变化，是不是也同“特定的定义”联系起来呢？比方说“难兄难弟”这句话吧，古时的“涵义都是毫不含糊的”赞美之词，可是我们现在却当作贬词，把它解释为“一对坏东西”了。这当然不是“随心所欲地赋予新的解释”，而是“一定的历史条件”变化了的结果。对一些老而好货，在生活上作无尽欲求的人，作一点讽喻，希望他们有点“知足常乐”的精神，怎么会变成反对“改革”和“创新”呢？难道予取予求，捞足捞饱之流，才是“中国人的脊梁”吗？
要求在生活上标准低一点，有一点“知足”精神，倒并不是要他们“安于现状”，“安安稳稳地”甘心做“奴才”。因为生活、事业或学问，从来也并不成为正比。古人说的“安贫乐道”，就是在“安贫”的同时，还要讲究“乐道”，居陋巷而不减其乐，颜渊先生就是一个标准。主张“澹泊”的诸葛亮，不是拿出了他的《隆中对》吗？靠“采菊”为生的陶渊明，不是也写出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样激昂的诗句吗？所以任何事物倘然只看表面而不看实质，任何论据倘然只是偷换概念，攻其一点，那正如荀子所说，“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偏到牵强附会、一孔之见那里去了。
黄裳同志说，“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一直宣扬‘知足’是一种‘美德’，圣贤立言，神道设教，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这话，鲁迅先生在他的《安贫乐道法》（见《花边文学》）中也说过，“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不过，鲁迅先生这句话毕竟是1934年说的，距今已半个世纪了。现在统治着中国的，已不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恰恰是三中全会开过几年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时代，更不是“少数‘不知足’的人要求绝大多数力求‘知足’而不可得者采取更明智的‘知足’立场”的时代了。不同的历史条件，是不是非要有相同的定义与解释不可？
对于古人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这是大家都懂得的。这里一个批判，一个继承，倒是有机地联系，忘掉了任何一头都不行，更不应当以偏概全。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资”的当然是封建之“治”，但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学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吗？朱柏庐先生的《治家格言》，当然是封建家庭的规范，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不也可以用作要求节约、反对浪费的“格言”吗？道教是有黄老思想，但也未必是教徒都能奉行“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张角、孙恩、方腊、徐鸿儒等等，不都是在道教的旗帜下起义的吗？“学然后知不足”，这是儒家的哲学，但“知不足”者也未必都是“志士仁人”。清人戴震说过，人之过失有二，曰私，曰蔽。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来观察问题，评论得失，那倒是很容易蔽于一曲的。　　希望有些人在生活上“知足”一点，以“常乐”之情，尽“余热”之诚。黄裳同志却从此找到了要大家“满足于当前的‘现状’，止步不前”的根据；找到了反对“改革”和“创新”的根据；而且断言这是“抽掉了中国人民的脊梁”。这逻辑，倒使我脊梁上真正感到一些寒意了。
1984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