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根绝“左”的顽症

第7版()
专栏：

集中力量根绝“左”的顽症
柯灵
胡耀邦同志号召文艺界“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理想。——我说理想，因为还没有完全成为现实，要实现这样的局面，还须艰苦奋斗，扎扎实实地做许多工作。当前关键所在，是根绝“左”的顽症，使文学艺术从这个死角中真正解放出来。我想就这个问题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旗帜鲜明地反“左”，不要含糊，不安钉子，不牵丝攀藤。“左”祸太深了，必须集中地反，坚决彻底地反，直到肃清“左”风为止。反“左”就是反“左”，不加限制词，不带附着物。实践证明，在瞻“左”顾右、形似全面的理论掩护下，往往反“左”是虚，反右是实。这样的反“左”，永远也反不掉“左”。覆辙不宜重蹈。时至今日，还把“只讲反‘左’，不讲反右”当作口实加罪于人，就充分证明“左”毒之深，“左”害之烈。端正态度，解放思想，在创作上力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当务之急。其他枝节，以后再谈好了。
“左”的祸水源远流长，封建遗毒根深蒂固，二者左辅右弼，在十年动乱中集中表现，暴露无遗。党中央楬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切中时弊，深得人心。但这也正是一件行之维艰的事，需要群策群力，坚持不懈地斗争，才能见效。“四人帮”早已覆亡，“三种人”正在清查，而“大批判”的招式还没有绝迹，就是老大的证据。鲁迅指责旧社会拿人不当人，这种恶习，决不许重见于今日。闹派性，抢山头，一切“文革”政治垃圾，都应在清除之列。正本清源，就是要高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给文艺界提供一个理智清明、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的境界。
社会主义法制，正在分别建立，逐步完善，文艺界也应立法，当无疑义。文艺创作是精神生产，必须享有最广阔的自由，但不等于漫无边际。文艺事业应当有领导地进行，是世界通例，社会主义社会并不例外。党如何领导文艺，聚讼纷纭，各行其是。有人为此遭受许多责难。从根本上看，用习惯的说法，是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作家艺术家的权利义务，功过奖惩，合法非法，都应有明确和合理的规定，做到有法可循，有律可援。目的是积极鼓励，保障文艺事业顺利发展，免于官僚主义的桎梏。当然，即使有法，也可能发生执法者畸重畸轻、偏左偏右的问题，但无法无天的“一言堂”，总可以相对地受到制约。
无视作家艺术家的权益，也是一种“左”的表现。“精神贵族”的谥法，就是“文革”中出现的一种紧箍咒。作家艺术家当然不应享有脱离群众的特权，但作家由于长期思想劳动所形成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却应当受到充分尊重。作家的合法权益，更不应遭受歧视。例如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现在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著作权。出版物任意编选，甚至加以割裂，作者事实上无权过问。作家既有工资，又拿稿费，使有些干部有意见，发生矛盾，是自然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保证作家能用稿费养活自己。用种种办法限制作家的收入——例如尽量压低稿酬，再在菲薄的稿酬中抽税，决非繁荣文学事业之道。
改革的浪潮席卷大地，文艺界面临反映改革、促进改革的任务，同时面临着本身的改革。二者相辅相成，现在是急起直追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