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我的父亲黄家驷

第4版()
专栏：

深切怀念我的父亲黄家驷
黄文美
当我从国外匆匆赶回，迎接我的竟是爸爸突然病逝的噩耗。这使我万分悲痛。想不到1982年我启程去美国之际，在北京机场上，竟是我和我爸爸的最后一别。
我清楚地记得，离家时妈妈正病在床上，爸爸拖着疼痛的腿去机场送我。他对我提出三条要求：一、学好专业知识技能；二、掌握英文；三、搞好身体。谆谆的嘱咐犹在耳旁。
一年多来，无论多么忙碌，爸爸都亲笔给我写信。见到他那端正清晰的字体，如闻其声，似见其人。安抚着我思乡之心，激励我报国之情，是我在海外巨大的精神支柱。
我哪里想得到，当我憧憬着团聚的欢乐，从美国起飞回国时，他的心脏已突然停止了跳动。真是晴天霹雳！当我见到戴着黑纱悲痛欲绝的妈妈，我两眼昏黑，天旋地转，不知是事实还是梦境。这不可能，绝不可能，我大声地呼叫：“爸爸！爸爸！……”您的女儿在外学习了近两年，有多少话要向您倾诉，又有多少问题要等您解答啊！但这毕竟是真的。您生气勃勃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走得如此突然、匆促，没有留下一句话。无情的事实鞭挞着我的心，爸爸辛勤劳碌的一生，一幕幕涌上心头。
抗战时期，父亲怀着救国之志，投考庚款留美。当我和弟弟才一二岁时，他就乘坐太平洋战争前的最后一班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攻读胸腔外科学。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爸爸和我们的通信联系中断了。妈妈带着患有重哮喘病的我和弟弟，在日寇的铁蹄下，过着艰难的日子。几年以后，有人造谣说，爸爸在美国已有了新的家，不要我们了。妈妈却指着爸爸的照片说：“你们的爸爸有一双会开刀的大手。他很爱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到那时你们的病就会好了，妈妈可以参加工作，生活也就不苦了。”我们幼小的心灵，日夜都在盼望爸爸早日回来。一天，妈妈接到爸爸通过一个学生转来的信说：“……我是决不会回到沦陷区上海来的……你们要设法取道江西老家到重庆去。”于是，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在战火纷乱中，卷入了逃难的行列。经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外祖父家。当时我们已是贫病交加，无力再往前走了。幸好，六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了。我们很快接到爸爸从上海打来的电报，原来他已回到上海了。他在美国胸外科先驱者亚历山大教授指导下工作了四年半，通过了外科学专家考试，被推举为美国的胸外科专家考试委员会的创始会员之一，得到了相当高的学术地位。但他没有为美国医院的重金招聘所动。太平洋战争一结束，他即搭乘第一班通航的军用飞机，取道印度，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当时战乱还没有完全平息，他的行李在印度换飞机时全部丢失。到了上海连换洗的衣服都不得不向朋友们借。唯一珍藏在身边随身携带回来的是一套胸外科手术器械。
我们一接到爸爸的电报，就立即启程回上海。当时爸爸到火车站来接我们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我和我弟弟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亲爱的爸爸。我们是多么高兴，爸爸显得比照片中更为魁梧，比我们想象中更为风趣可亲。这是我童年时对爸爸的最初最深的印象。那时我已深深地爱着爸爸。
爸爸总是那么忙，早出晚归，来去匆匆，中午饭经常是因做手术而延误的。解放前的几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却埋头于创建胸外科的事业。他在学术上不断有新的进展，他手术成功的病例逐渐传开，他的助手和学生也成长起来了。在当时私人诊所中手术费高昂到以金条为计的年代里，他坚持不搞私人开业，不收礼金，仅领取公务员的微薄工薪，过着清寒的生活。解放后，医学事业得到了发展的条件，他由衷地欢欣于祖国的新生。他被推选为民主教授和工会副主席。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他不顾家庭困难和个人安危，在教授中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医疗手术队。他说：“我是个外科医生，救死扶伤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毫不犹豫地带队奔赴前方。在那里他看到部队医疗条件差，便积极编写教材，训练部队医务人员。并多次要求过鸭绿江去实地考察，以改善火线的医疗处理技术。在生活安排上，他坚持取消了大、中、小灶的差别，全队成员吃同样的伙食。通过紧张的抢救工作，他认识了“我们最可爱的人”，认识了解放了的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真理，赋予他新的生命力。
1955年3月19日，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十分珍视自己的政治生命，把这一天称为“终生难忘的日子”。他肩负着越来越繁重的行政职务，参加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但他仍然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不倦地工作，生活十分简朴，唯一的嗜好是清茶一杯。他尽最大努力坚持一定的业务工作。在开会前后的间隙，在出差的旅途中，或在家里饭前饭后的零星时间里，他随时挤出一个小小的桌角，打开案卷工作起来。有一本书的译稿，一大半是在去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火车上完成的。有空时，他也喜欢下厨炒菜，上街买菜，给孩子讲故事，或种花除草。他的文稿、讲稿和信稿，向来是亲自起草，因而他的讲演从不需要照本宣读。
1964年，他下乡去湖南湘阴，住在农民家里，实行“三同”。在那里，他同首都医院的许多著名专家组成了巡回医疗队，举办了全国最早的半农半医训练班。他亲自编写教材，为不脱产的农村卫生员讲课，安排实验和实习。下乡近一年中，他风雨无阻，在田头、农舍巡诊看病，探索我国农村普及医药卫生事业的途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多次被送到乡下。每到一地，他都尽自己的能力为群众解除病痛，受到群众的欢迎。在河北新乐县，当地老乡称他为“北京来的白发医生”，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请他看病。必要时，他还在农舍的煤油灯下，进行外科手术。当时他虽已是花甲之年，但眼不花、手不抖，成功地完成了每一例手术。在江西永修县干校劳动时，他曾被派到江益卫生院，对晚期血吸虫病患者施行脾切除的大手术。
“四人帮”被粉碎时，他年已古稀。十年浩劫的摧残，使他苍老了，不如过去健康了。但他看到国家积重难返，教育事业破坏严重的局面，心不能安。他不顾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不辞辛劳，致力于医学科学事业的重建和整顿。他积极向中央反映情况，亲自参加各院所的基建规划，解决房子问题、调人的问题、安排医大学生“回炉”进修、送人出国深造、恢复八年制的医大、设置基金会、争取国外资助、推动美中医学中心的活动和各项国际协作及学术交流。直到去世的那一个月，还专程去南京，为皮肤病研究所的恢复发展而奔波。
爸爸的一生是不倦工作的光辉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始终两袖清风、发奋忘我、鞠躬尽瘁，为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临终三天前的夜间，他因劳累过度而心脏病发作。在妈妈照料下，经口含硝酸甘油而缓解后，他一天都不肯休息。第二天早饭后就直奔“外科学”编委会的会场，直到晚饭后才回家。第三天又是一整天的政协会议。第四天，即临终的那一天，他的工作日程上是一整天的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开会前，他还和会议秘书通了电话说：“我马上就来！”哪知在赴会途中，病魔又一次袭来。他不得不去到途中必经的门诊大楼，而长逝在他学习、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他留给我们的是奋发的工作精神和未竟的事业。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加倍努力工作，以慰父亲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