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锦州市委宣传部 |
1951-04-22 00:00 |
锦州市一个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调查 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第3版()
专栏：
锦州市一个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调查
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中共锦州市委宣传部
锦州阜康街包括阜康、三保两个自然街，五十八个行政组，一千五百二十四户，七千零九十八人，其中六岁以下的孩子和六十岁以上的老头约占二千人；机关、公营企业职员店员及学生、教员等有组织的群众占一千四百人；一般居民约有三千七百人；党员五名，全是街道委员，党支部书记是战勤委员会主任；一所夜校，新近扩充学员达一百零七人；街道宣传员九名；中苏友好协会会员三百人；妇女联合会委员七名。街道群众组织都很健全，有专人负责。居民当中多从事商业、私营铁工业、木业、小贩、马车夫、三轮车夫等，大都是靠劳动为生。文盲占居民半数，过去宣传工作没有基础，开会时群众不大爱来。
阜康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开始时，首先由战勤委员会主任召集街道委员、派出所长、中苏友好协会、妇女联合会、各街道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共二十名，成立筹委会，提出计划和目的：“通过诉苦会，激发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在群众爱国热情的基础上订立爱国公约”。具体步骤为，先召开小组长联席会，传达运动的意义，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并当场进行诉苦，提高小组长的认识，和方式方法上的体会，然后分片，以三、四个组为单位，举行小型诉苦会。紧接着再召开小组座谈会，把群众的仇恨引导到美帝国主义身上，并使之化为实际行动，酝酿订立爱国公约。在领导方法上：筹委会内部明确分工负责，和机关宣传员密切联系，会前会后碰头，研讨工作办法和偏差，遇有大的问题则开检讨会。
从三月三日到三月底，共计开过十九次控诉会，参加的人数共达一千一百五十四人，参加控诉的有五百三十三人，控诉材料中有二十件人命案，其中两件比较突出的材料已画成连环画，向群众进行宣传。小组座谈会前后开过三十五次，参加人数为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尚有二十一个组未开完，凡是已经开过会的组，大抵都提出了订立爱国公约的初步条件。此外，为了消灭死角，专门召开了四次“特别会”，吸收了那些经常不参加任何会的人，共一百三十八人，进行宣传教育。在干部中间开了四次大型检讨会，解决了干部对运动的认识和一些方式方法上的问题。
总计阜康街在二十八天内召开了五十八次会，平均每天有两个会，每个组都开过两次会以上。参加会的总人数达二千九百二十三人，占可能参加开会的人口百分之八十（这里面有些人是重复的）。
经调查了解在阜康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中发现以下问题：
一、街道干部很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群众接受的程度，一般的都是搞宣传，不问效果，所以，当检查工作问到效果时，不是含糊其词，就是扩大其词，工作中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阜康街在二十八天内开了五十八个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会，还有五分之一的群众不知道武装日本是什么回事。
二、中年妇女认识最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一般家庭都是男人在外边作小买卖，妇女经营家务、洗衣、作饭、带孩子，没有闲工夫，所以开会多半是男人去，或是老人小孩去，她们很少有参加会的机会，实际在各种会上也看到，中年妇女占最少数。（二）开会的人回来，十有七、八不作传达，老人小孩开会一般的都是记不全，当家的男人觉得这个事用不着告诉老娘们知道。因之她们受到的宣传教育最少，几乎没有。
三、有的老大娘对时事认识较清楚，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经常参加开会，另一种是自己的儿子、孙子念中学或小学，或者是当干部，经常向他们宣传的结果。我们应该重视学生、干部这股宣传力量，而且应该对他们加强领导，使它成为经常的重要宣传方式之一。
四、大多数老百姓爱听时事，也希望知道国家大事，但他们反映：“听人家讲的时候，心里也像挺明白，但过后就忘了。”这固然说明了宣传是长期的思想教育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全收效的事，但也说明我们的讲话和群众的生活结合的不够，或者是脱离了群众的生活而进行宣传，因之留给群众的印象不深。
在阜康街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中，他们组织了筹委会（或者叫宣传委员会更恰当些），统一计划和领导这一宣传工作，有一定的目的和步骤，又规定了制度（如碰头会、检讨会），组织力量，使各街道委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有目的有步骤地使运动能逐级深入，不是盲目乱搞。因为有一定的制度，使他们改进了工作方法，如通过检讨会纠正了“谁先诉完谁先走”的偏向，以及个别干部认为宣传一定影响工作的想法。另外，在碰头会上随时研讨工作，使工作减少了偏差，并且每次会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便于检查、统计和总结。阜康街在宣传工作中经常注意到不参加会的一些人，除了召开“特别会”以外，比如今天某某没有参加本组召开的会，明天还请他去参加别组的会，因之从前开会的出席率平均每组只不过十二、三人，后来平均达到每组二十人。和机关宣传员的密切联系，使得阜康街的宣传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机关宣传员并不是等街道委员把群众召集好，前去一讲了事，而是和街道委员在一起，认真研讨工作的方法、方式。宣传员道理懂得多，街道干部熟悉群众的思想、生活情况，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把会开好。阜康街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小组长动员召集群众，街道干部亲临帮助掌握会场，开诉苦会，先由宣传员讲解一下目前形势，然后座谈，再由积极分子带头诉苦（事先找好对象，有苦可诉者），诉苦完了后，再由宣传员讲解一番，主要是把仇恨引到美帝国主义身上，因此加强了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但是，从阜康街参加诉苦会的总人数和诉苦人数的比例上看，约占二分之一，平均每次会上有二十八个人诉苦，可以想像不是有重点的诉苦，多少有点“硬挤苦”的偏向，这是因为干部在思想里对诉苦会的认识不够明确，以诉苦人数多为满足，因之就没能在一个非常感动人的诉苦之后，群众情绪最高昂的时候，把会议中心转到仇恨美帝国主义和贯彻到实际行动上去。其次，宣传方式很简单，只是开会，会开得很多，进展很慢，先是普遍召开了诉苦会，然后又觉得不足，又从头召开了座谈会，酝酿实际行动，订立爱国公约，没有进行重点的诉苦和趁热打铁订立爱国公约，减低了宣传效果。宣传员或者干部讲话，没有重点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时间长，因此影响了群众的情绪，给群众的印象不深，这就是群众所反映的：“当时听着像是很明白，可过后就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