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区的普及抗美援朝宣传

第4版()
专栏：

　　北京郊区的普及抗美援朝宣传
金凤
四月五日到十日，北京市组织了二十八个大中学校的师生员工一万一千七百多人，利用春假时间，配合了郊区数千个区、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十五万户居民中，普遍进行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全郊区二百五十五个行政村中，有二百五十二个村庄的约六十万农民，受到了抗美援朝教育。有一百零六个村庄的农民订立了爱国公约，提出检举特务、参加民兵、组织起来克服生产困难等具体任务。约有一半农民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名，并举行了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投票。
这次宣传证明：在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进行得比较差的农村，有必要组织学校、工厂的有组织群众，配合当地干部集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这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宣传力量不足的困难；一方面可使农民群众对于抗美援朝运动得到初步了解，并可在运动中培养一批当地的宣传骨干，为农村今后经常进行抗美援朝宣传，创造有利条件。
这次北京郊区宣传的经验之一，是以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为宣传中心，从日寇暴行、镇压反革命谈起，由仇日引向仇美，形成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郊区农民曾饱受日帝国主义、特务、恶霸的蹂躏。四千居民的清河镇，被日寇杀害了四百多人。其中被特务李永明、李铁保用铁锹劈死、活埋一百多人。因此，清河镇群众一看到墙上贴的日寇暴行的宣传画，就知道决不能让日本重新武装起来。宣传队一提起最近在清河枪毙的日寇特务李永明、李铁保，清河居民不分男女老少，个个眉飞色舞，谈得有声有色。
如何使农民由仇日转向仇美，是这次宣传中一大关键问题。有些宣传队从郊区农民所熟悉的日寇的“三光政策”，谈到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新三光政策”，使农民认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有些宣传队通过演剧表演了美帝国主义者把枪交给日寇，农民一看就嚷起来了：“美国鬼子把刀把子交给日本鬼子想叫它再来糟蹋咱，可不能让它再来！”他们说：“原来日本的后台老板是美国，美国强盗比日本强盗还恶。”因此，在举行日本问题投票时，门头沟农民举起了双手，十五区妇女高举着孩子来表示他们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坚决意志。
这次宣传的另一经验是：区村干部和学生、工人一起组成宣传队，实行宣传负责制，这种方法已被证明是有效的。这样组成的宣传队的好处在于：下乡的学生、工人比较了解时事，能掌握一般的宣传内容与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区、村干部了解当地情况，善于接近和组织群众。他们互相配合，互相提高。
在这次宣传中，北京郊区绝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动员起来了。各区都分别召开干部会议专门布置，并划分了普及的责任地区。各区的中共区委与各校宣传队总负责人组成总的指挥部，共同拟订一区的宣传计划并督促检查它的实施。区干部又分别到各村协同村干部配合各学校宣传队进行宣传。分布到每村、每闾的宣传队和宣传小组实行“宣传负责制”，保证所属地区的居民普遍受到抗美援朝教育，这就充分发挥了每一个宣传者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清华大学学生五个人负责二百多户的草桥村的宣传。他们三天内共访问了一百多户，又组织了一次宣传游行。他们拉着手风琴、背着漫画牌走在前面，后面走着小学生的队伍，这样又宣传了二百多个居民。
这次宣传的第三个经验，证明小型宣传队、小型演出和小型座谈会——诉苦会，是适应农村分散的特点，使抗美援朝宣传普及的良好组织形式和宣传方式。一般农民都喜欢形象化的宣传。过去下乡的学生宣传队，也常常配备了文工队，演出具有政治内容的节目，很受群众欢迎。缺点在于文工队太少，难以普及。此次下乡的各校组成了许多小型宣传队，分布在各村。宣传队每人能掌握一种宣传本领，分散进行家庭访问、召集座谈会；集中起来就作小型演出——包括话剧、活报、快板、相声、拉洋片、秧歌剧、幻灯等。如清华大学在丰台、长辛店的两个宣传队一百二十人，三天中共宣传了二万七千人，平均一个人宣传了二百二十五人。宣传队搜集当地材料，演唱真人真事，更受群众欢迎。大井村宣传队演出该村一居民被日本鬼子挖心活埋的情况，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这些小型演出一般解决了宣传的普及问题。小型座谈会往往发展为小型控诉会，可以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仅北京大学等十一个大学的宣传队在各村镇即召开了各种不同对象的小型座谈会一千七百六十三次，参加人数在十万以上。在这些会议上宣传队以回忆对比的方法启发群众进行控诉，以苦引苦，使群众由仇日而仇美。
最后，这次宣传还提供了建立本地宣传队伍，保证抗美援朝宣传经常化的一些经验。
北京郊区这次大规模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了群众，更教育了区、村干部。十一区九宫村通过此次宣传运动，组织了包括村长，闾长、居民卫生组长、党团员、小学教员、民校教员、学生的宣传队伍。在学校宣传队离村后，他们继续在村里结合选举村政府，建立民兵、肃清反革命、保证完成增产半成等任务进行抗美援朝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