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科和他的小说

第5版()
专栏：

　　陈登科和他的小说
康濯
近几年来，在我们文艺的队伍里，出现了一些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作家，他们给人民文艺带来了新的血液，引起了读者的欢迎和重视。不久以前，以中篇小说《活人塘》和《杜大嫂》受到人们注意的作者陈登科，就是这些作家里边的一个，而且，应该说是这些作家里边的优秀的一个。
陈登科同志出身贫农，种过田，推过车，给国民党征去当过兵。一九四○年参加革命队伍，十年来，在地方机关里当了四年多通讯员，以后一直在地方报社作记者。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小时候念过二年书，后来忘干了，参加革命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上。一九四三年开始学文化，一九四四年开始给报纸写通讯，一九四六年开始文艺写作。《杜大嫂》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一九四七年写成，一九四八年由当时敌后的华中新华书店出版以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活人塘》是紧接《杜大嫂》出版以后写的，初稿完成于一九四八年，经过他自己多次的修改，发表在去年十月十一月出版的《说说唱唱》上。这篇作品也得到了好评，而且是比《杜大嫂》更广泛的好评。
两部小说反映的，是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发生的事件，是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匪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以后，华中老根据地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顽强不屈，与敌人斗争到底，最后得到光荣胜利的故事。但两部小说并不雷同，各有各的光辉和各自独特的深长的意义，而《活人塘》，从某些意义上说，又超过了《杜大嫂》。
《杜大嫂》写的是：匪军的进攻，完全破坏了农民翻身后第一年丰收的幸福。女共产党员杜大嫂的丈夫（村里主要干部）跟我们队伍转移了，家被洗劫一空，一家人（害病的婆婆和两个孩子）整天挨着饿，而且还被逼捐逼税，逼迫她屈服受辱，逼使她找丈夫回来“自新”……她经受的是少有的苦难，简直一口气也喘不过来。但是，她坚决顽强，绝不屈服，就是在敌人的监牢里和法庭上，几次被打得浑身血肉模糊，也始终没说过半句软一点的话，相反，回答敌人的句句是好像枪弹似的语言。一出狱，她把孩子送到外婆家，继续跟敌人斗争。婆婆被敌人杀害了，她自己第二次入狱，三天没吃一口茶水，可是斗志愈长愈高，再出狱后，就在极艰难的情况下，发动农民，成立起“人民保命队”，夺过敌人的武器来打击敌人。陆地上呆不了就转移到洪泽湖里，在几十倍敌人的团团围剿下坚持，在饥饿疾病的情况下坚持，在伤亡损失的消极情况下坚持，并积极出击，突破千重万重难以令人相信的难关。最后，终于坚持到大军南下，配合主力打败了敌人。杜大嫂的队伍与主力会合。杜大嫂和她两个孩子，也与丈夫在战争胜利声中，胜利地会合。
在《活人塘》里，展开的场面甚至比《杜大嫂》还要壮烈，而以“军民血肉一体”为最突出的主题思想。
活人塘，是老百姓给新河集封建头子孙在涛的大楼房取的名字。五十年来，孙家统治着新河集，把“周围二十多顷的黑土地变为孙在涛一块饼”，集上家家成了他的佃户，活人塘里不知被害死了多少穷人。一九四二年新四军在这里成立了人民政权，孙在涛偷跑了，人民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到一九四六年夏季，这里才“又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可是，就在秋天，蒋匪军发动了进攻。翻身的农民“一条声的喊：‘要得好日子过得长，组织起来打老蒋！’”男男女女，在飞机炮火硝烟里面，热烈支援前线。寡妇薛陆氏是孙在涛的死对头，也是支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她和她两个女儿大凤子、七月子，全家出动，事事走在前头。
我们的队伍在附近痛歼着敌人，战斗英雄刘根生连续完成着最艰险的任务，功劳很大。在我军主动进行战略撤退的时候，刘根生不幸负伤，被敌人俘虏，敌人强迫薛陆氏挖坑活埋刘根生。薛陆氏以牺牲自己快死的亲生小女儿，替换了刘根生，并无微不至地给他养伤，掩护他。
这以后，孙在涛结合蒋匪军，在新河集实行着极野蛮的统治。刘根生伤慢慢好了，与外边党的组织取得联系，机智地领导党员和群众抗粮抗丁反烧杀。斗争坚持了十五个月，历尽灾祸，死了好多人，最后大军南下，刘根生领着当地的同志作内应，亲自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配合大军彻底消灭了敌人，群众并活捉了孙在涛。
在这一年多当中，大凤子小小心心地侍候着刘根生，并在刘根生的领导下，进行不屈的斗争。他们生活上装成姐妹，他们也自然地发生了亲兄亲妹一样的感情。当战斗结束，刘根生归队跟随大军继续南下，大凤拉着刘根生的手说：“你不要忘记！虽是天南地北，我也要死等着你！”刘根生也握着大凤的手回答：“你放心吧！”这是纯洁的宝贵的感情！小说这样的结尾，总括全篇，不禁使我们充满了斗争的勇气，和为幸福的理想而永远前进的信心。
两部小说都是以直接的表现方法，以有头有尾的完整的结构（在这里，《活人塘》比《杜大嫂》更完整），朴实、自然地描写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情况。一方面美蒋与封建地主相互勾结，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更紧密地团结，作者正面地描写了这两方面的针锋相对，最尖锐、最突出的斗争。这是你死我活、敌我分明、毫无考虑余地的血淋淋的斗争。一切惨烈无比的甚至很难用文字表现的场面，作者都大胆地展示开来，色彩浓，气势大，使我们完全感受到当时中国人民严重的情况和斗争的情景。两部小说应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的艺术的记录，像这样的作品实在还不多见，甚至连大胆接触过类似题材的作家，怕也不多。
关于人物，作者主要是歌颂新的英雄人物，并且是把英雄安排在正面的行动和斗争中，经受各种考验而成长壮大。作者没有静止地、或模糊地处理过他的英雄，因而他的英雄人物都是明确的、活动的。
英雄人物的性格，是敲不断、打不烂、杀不死、砍不倒那样的顽强坚决。我们看杜大嫂：敌人、甚至连个别落后的农民也劝她去找丈夫回来“自新”，“自新，我坑害他，不……硬死不做孬汉子……”这是她当时想的。法庭上她决不动摇，出狱后她为了斗争，想道：“男子能拿枪，杀敌人，我就不能拿枪吗？我就不能去打仗吗？我就不能杀仇人吗？”而当她组成了“人民保命队”，向敌人宣战的时候，“誓词”是何等强烈：“杀，拚，杀还杀，烧还烧，动一根毫毛，竖一根旗杆……枪有眼，刀有口，不杀没冤没仇人！”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革命气概！
《活人塘》里的共产党员刘根生，在战场上是：“我刘根生是在火线上参加党的，我要永久在火线上考验自己。”连续完成了几次最艰险的任务，累得回来一睡就迷糊了，但听说又有困难任务，他“心里一惊，坐起来：‘我去……’”插好手榴弹就走。而负伤被俘后，对敌人又是“昂起头，拍拍胸口说：‘好，你就对我这块戳一刀吧！’”被薛陆氏救出，党分配他留下，他机智地领导着胜利的斗争；但反拆房时不得已失败，他就“心里难过，检讨着：‘……是我的罪——没有组织领导斗争，缺乏核心骨干，中了孙在涛缓兵计的麻痹……’”以后，他更机警起来，在敌我力量那样悬殊的情况下，软磨硬斗，甚至武装行动，节节胜利。而最后自己亲自侦察情况，炸毁敌人弹药库，又是那样地沉着、镇静，勇往直前。
至于以自己的亲生骨肉，用替死来救活刘根生的英雄薛陆氏母女，仅以这个替死的行为，就足以表现她们的坚强了。薛陆氏对敌人进攻的回答是：“他要我肝花，我要他肚肠！”对支援前线是：“我家都去！”照顾伤员是正喂着一个的米汤，又去帮另一个大便。而在长期照顾刘根生的时候，有一回大凤子看见妈妈跟刘根生在门口搓麦，她“把眼一翻：‘都是好样儿的！不拖倒几个人不能拉倒！’”妈妈见她把刘根生“菜瓜了一顿，满脸火星直冒：‘大凤子……你看你跟疯狗一样，逢人咬人，那伢子又怎的你啊？’大凤子脸一红，掉回头，搂住刘根生：‘七月子，有多少人担心着你啊！你伤好了，我苦死也闭眼的！’”这难道是普通的照顾？或者是简单的儿女之情？这是亲切至极的感情，也是健康的感情。你看，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大凤子又是：“你把机枪架起来扫死我们吧！”并面对刺刀冲上去：“你戳死我！”
英雄的所以顽强，都是有根据的。薛陆氏对刘根生叹息过：“唉！苦根对苦根……”薛陆氏还想过：“新河集一条吃人的狗——孙在涛，他害死我家男人，霸占去我家田地、房屋十三年，共产党帮我夺回来，仇还未报，他又要回来……”薛陆氏又对伤员说过：“我家杀身大仇，靠你们替我报，我娘儿三个的性命，也靠你们保着……”杜大嫂也想过：“还乡团大队长如一回来，老百姓的命就没得了。”因而，“要活命，就要靠自己去拚出活路来。”同时，英雄们都牢记着党的教育，坚信着“新四军一定要回来”，并亲身体验到群众的力量和群众对自己的爱护，还看到了投降者被敌人杀害的可耻下场……对于觉悟了的人民，苦和仇恨就是力量，幸福生活的理想就是力量，党、人民军队和人民自己的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就是英雄们顽强的根据，也就是阶级的根据。因此，英雄们不仅顽强，而且异常敌友分明，甚至对叛徒，对一切可以争取的朋友，小说中都写出了英雄们明确的政策思想和策略的处理。
但英雄们又都是平常的人，并且各有各的不同的性格。杜大嫂有些泼辣，薛陆氏非常善良，她们在困难面前还曾多次地伤心，流泪、埋怨甚至求天求菩萨保佑；只是一到紧要关头，就立刻挺起胸来，决不妥协。大凤子也很平常，可她比老一辈更热情勇敢。刘根生一点也没有个人打算，可也不过是一个朴实勤劳勇敢的普通战斗英雄。
作品的语言也是好的。陈登科同志创造的，是朴素的形象的有独特的大众风格的群众语言，不论对话叙述描写甚至心理描写，都是这样。这里随便举几条。描写新河集的热闹：“从前十天四集，每逢一四七九街里街外的人，这头推那头晃，人头上接钱做买卖，老百姓到街上跑过三趟，上海大世界也不想去了。”但到孙在涛榨干了这里以后，“街上扔砖头也砸不到人，活像变成了死街”。再看：“凤姐，你看，中饭后天陡陡变的，满天黑洞洞，雷吼喝闪，妈妈怕下雨，现在刚到半夜，在乌云里的月亮，渐渐又发亮，明天太阳会出来的！我们这活人塘的天也快晴开了！”刘根生这段话，是单纯描写风景么？不！这简直把当时斗争的情景也鲜活地画出来了。还有：“一个共产党员，要在火里，枪里，烧不弯，打不折……”这多么有力量！这是刘根生说的，也正好烘托出了刘根生的性格。
从陈登科同志这两部充满力量的小说，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作家。但这也决不是作者单凭才能所能达到的成就。劳动人民翻身以后对文化的要求是强烈的，陈登科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学习就一直是非常刻苦。一九四四年当工农通讯员，就曾受到报社表扬，一九四六年当记者，又受到华中宣教大会的表扬。而在写这两部小说前后，他发表过三百多篇新闻通讯和二十来篇文艺作品，短篇报告《铁骨头》并曾给当时的群众运动以很大的推动作用，建阳县还曾改编成淮戏到处演唱，效果很大。这当中，领导上一直重视他，始终帮助他学习，党的支部还指定过专人给他帮助，报社负责同志也经常帮他处理材料、改文章。同时，他出身于劳动人民，始终没离开劳动人民，十年来几乎经常在战争的前线工作，当记者也是一边打游击一边采访，一九四七年并亲自在洪泽湖里坚持斗争，这使他有着极丰富的斗争生活。他写文艺的态度极其老实，第一篇散文是对一件经历过的事衷心感动了，就写了出来，当时他还并不知道那就叫文艺，人家说那是文艺，给他发表了，以后他才慢慢知道了文艺这件事；他还说过：他心里好像有无数的人民、战士，他们为着和平自由流血牺牲，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他如不写出来，就觉着对不起他们。从以上情形，对于陈登科同志的成就，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自己对我说的话：主要的，是党教育的结果。当然，这也是毛主席文艺方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