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钊同志，你永远在我们中间

第4版()
专栏：

伯钊同志，你永远在我们中间
曹禺
最近我心脏病经常发作，又忙于开会，只听说伯钊同志正处抢救之际。厚生同志怕我过分激动，告诉我，医院不许探望，要等医生通知，才能去。两天过去了。4月17日晚间才告我伯钊同志已经逝世了。我被这突然消息惊呆了，我怎么也不相信，她会离开我们。我要奔赴医院，因为正开着剧代会，被阻止了。我在开会，但伯钊同志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的眼前：雪白的头发，红通通的面庞，精神抖擞，就象她依然同我们坐在一起讨论。
我不相信她会去世。伯钊同志讲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她腰杆笔挺，从不知疲倦。年龄对她，好象永远不留下痕迹。她总是朝气蓬勃，保存着一颗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她的心扉永远敞亮着，毫无隐讳。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她从来不说一句违心的话。她是非分明，勇于说出自己的意见。伯钊同志性格顽强，为党的利益、为党的正确路线，坚持不懈地与错误路线斗争。
这样一个好同志是不会死的。她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她为我们树立一个如何为革命与文艺工作的光辉榜样。她是不会死去的。
1948年底，我和许多文艺界的朋友，由上海绕香港、烟台转到北平。我首先接触的老红军，老战士，解放区的老文艺工作者，就是李伯钊同志。那个时候，她还很年轻，穿着一件旧的棉军装，束着皮腰带，戴着军帽，笑容满面地和我握手，谈起工作，滔滔不绝，洋溢着满腔热情。她身穿那身洗得褪了颜色的旧军装，十分干净。人不高，但挺拔、矫健。我心里说，她就是三过草地的革命战士啊！
我比伯钊同志只大一岁，但在革命征途上，她是我的大姐。在政治上、生活上，她对我关心备至。她在任何人面前，从不摆老革命家的架子。尤其是正当她写从来没有人写过的歌剧《长征》时，她多次找我讨论，要我提意见，我说：“我没有革命经验”。她却说：“你有写作经验！”她不停地问我剧本结构，歌词的准确性等等。我很难为情，她十分严肃地说：“你在剧本结构上，词句上，是有办法的！”她简直不象在瑞金当过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曾经留学苏联，又写过很多剧本、革命歌曲，又是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她真是虚怀若谷，博大谦逊啊！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是伯钊同志创建的，是综合性的剧院，有歌剧、舞剧、话剧、舞蹈、创作，还有许多其它传统戏曲剧种。后来党调我兼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专搞话剧；伯钊同志就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和副院长。我记得专事话剧的北京人艺再次建院的时候，吴晗、廖沫沙同志都来了，伯钊同志特地赶来祝贺，谆谆教导，抑制不住地流下惜别的眼泪。她是从心里深深爱着这些从事革命话剧的艺术家啊。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决不能忘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长，有伯钊同志的心血，不能忘记北京人艺的奠基者李伯钊同志。今天在悼念伯钊同志的时刻，抚今追昔，我怎么也不相信伯钊同志竟会离开我们。她没有离开我们。她的正直、热情，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永远温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在十年内乱时期，伯钊同志受尽了摧残。有一次我们一起被批斗，她跪在那里，足足有三个小时。我颤颤巍巍地弯腰低首，但心里却想着身边跪着的她。她仍然直挺挺的。我的心在颤抖，我为她受的种种折磨与摧残痛苦地颤抖。她的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她仍在坚持锻炼身体，满怀信心地度过那一段令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岁月。
终于，“四人帮”被粉碎了，乌云过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们重新见到了阳光。我们都被折磨得患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疾病。伯钊同志在枪林弹雨的岁月中闯过来了，在与张国焘残酷斗争中斗争过来了，在十年浩劫中挺过来了。她为了今天和明天，仍在奋斗着。她又与病魔搏斗着。虽然她患了脑血栓，偏瘫了，凭着她顽强的意志，她又站起来了。她在争分夺秒地工作着，并写出了革命史剧《北上》，为我们后代子孙留下了伟大的革命史诗。
多少人劝阻她要节劳，保重身体，她听不进去。在她头脑里，只有“时间！时间啊！”对她来说，时间比生命更重要。她拚命想把失去的时间和积压的工作抢回来，她多想再有一些工作的时间！然而……
我一直相信她会比我活得更长些，因为她坚强、乐观，没有想到，伯钊同志走在我前面了。
在悼念伯钊同志的时刻，我更要以伯钊同志为榜样，争分夺秒，尽自己所能，再多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哪怕明天死去，今天也应做一点一滴的工作。
我永远不相信伯钊同志离开了我们，伯钊同志永远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