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行之 |
1985-08-26 00:00 |
反帝反封建的警世之作——读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反帝反封建的警世之作
——读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王行之
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未能和国内读者见面。从1979年开始它时来运转，四家出版社的不同版本先后出版，很受读者欢迎。今年，二十八集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又成为千家万户准时收看的最佳节目之一。诞生在四十年前的这部文学名著，如今终于重现光彩了。
在我所听到的一片赞扬声中，仿佛觉得，大家爱说《四世同堂》表现了什么，歌颂了什么，较少提到它那发人深思的历史沉痛感。大约这是出于对已故作家的尊敬，或许也和多年来流行的文学评论框框有关，好象一部作品只有“歌颂”了什么，才配称为优秀或伟大。事情常常不是这样简单。如果我们只强调《四世同堂》适合习惯口味的一面，回避或者冲淡它那令人感到心情沉痛的悲剧气氛，也许，有负老舍先生用五年的时间撰写这部宏构巨制的拳拳苦心。
不是说《四世同堂》没有歌颂人民的力量，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打开这部小说，一眼便可看到书中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描绘中国平民百姓身上平凡而又可贵的尊严与不屈。小羊圈胡同的十几户人家，除去大赤包之流少数汉奸败类之外，男女老幼几十口子，几乎人人都守卫住心灵深处的“国门”，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不甘屈服的民族气节。爱国老人钱默吟和热血青年钱仲石、祁瑞全们，以身许国，誓死抗日，他们的悲壮行为自是小说中的动人篇什；不是连最温和不过的“小顺儿妈”，在儿子受到日本娃娃欺侮的时候，也朦胧地感到这是民族屈辱，于是怒发冲冠地上前助战吗？沦陷期间的北平人，亡了城，亡了国，独独同仇敌忾的爱国之心没有死亡殆尽。说《四世同堂》赞美了中华民族固有的不可征服的精神力量，说它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当然没错儿。它当之无愧。不过，最好别说《四世同堂》的感人之处全部体现在这里，不要把“沉痛”与“鼓舞”截然对立起来，只爱听作家述说我们如何英勇斗争的“过五关”，而不喜欢看作家笔下的“败走麦城”。事实上，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觉醒、反抗与斗争，是和整个民族所蒙受的灾难、屈辱紧密相联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之花，开放在国土沦丧、人民受难的历史背景上。尽管最后胜利属于我们，说到底，八年抗战仍是我们国家挨打受欺的一页痛史！充溢于《四世同堂》字里行间的一派亡城惨象，不是作家“看不见人民力量”的败笔，正是他的刻意追求。老舍先生要用撕肝裂肺的亡国之痛，唤醒同胞的爱国意识，奋发有为，洗雪耻辱。在《四世同堂》里，“沉痛”与“鼓舞”是合二而一的一回事。不愿正视它的沉痛感，恰恰减弱了它的深沉有力的鼓舞作用。
是的，如实记录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北平人民的灾难与痛苦，是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一项自我要求。他要用一桩桩悲惨事实，告诉人们：不论你甘心还是不甘心，一旦作了侵略者的顺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不信请看，在这条又窄又小的小羊圈胡同里，多少没有逃出亡城的良善之人，都在手无寸铁、猝不及防的情势下被侵略者无辜杀死、逼死了。钱孟石、钱太太之死，小崔之死，祁天佑之死，常二爷之死，文若霞、小文、尤桐芳之死，孙七之死，李四大爷之死，小妞妞之死……接连不断的死亡悲剧一再激起人们的沉痛之感。惨死者的血迹几乎连成了片，暂时幸存者们只能在惶惶不安的痛苦中，苟且偷生，度日如年。老舍说，“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死亡命运或种种折磨，使小羊圈的“顺民”们“意味到全个北平就也是一口‘棺材’”。老舍先生不用单一的“光明”安慰苦难的灵魂，敢于大量地描写苦难，把浓重的悲剧意识传递给读者，因为，他相信绝大多数读者的正常理解能力，相信饱经忧患的同胞会在苦难面前挺起腰杆，和他一起把满腔的憎恨之火烧向苦难的制造者——掠夺、屠杀和平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者。
如果老舍的笔触仅仅写到这里，《四世同堂》也够算是一部激励爱国主义的作品了。抗战初期的不少小说和报告文学，就是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发读者的爱国抗日热情的。《四世同堂》的高出一筹处，恰恰在于作家的笔触不是到此为止。在我看来，老舍当年创作《四世同堂》的那番苦心，不是单单为着给小羊圈胡同的生者与死者立传；不是单单为着通过一场民族灾难的描绘，判明国难期间何为美丑、孰是善恶；甚至，不是单单为着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老舍的思考和追求，既包括上述这些方面，又从这些方面再深入一步，他在探求：最沉痛的悲剧究竟在哪里？因此，他不愿就事论事地只写一场侵略战争给被侵略的国家、人民带来了多么惨重的不幸和灾难，而是努力站到历史的高处，象思想家那样苦苦思索：为什么近百年来中国老是被侵略？为什么号称人口众多的中国居然被日本侵占去半壁河山？为什么广大沦陷地区的中国人可以忍受长达八年的蹂躏之苦？这一切，都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都已确凿发生了。那么，中国内部的悲剧原因是什么？中国必须结束一直被侵略的历史，真正巨人一样挺立在世界舞台上，又应该从哪里奋起？
尽管《四世同堂》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不可能对这些问题展开全面、准确的思辨和论述。但是，作家毕竟在四十年代就写出了他的思考和答案。《四世同堂》独到深刻的思想深度，主要体现在令人扼腕叹息的沉痛历史反思中。
大家早已熟知，生于“戊戌变法”那一年的老舍先生，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整整度过了半个世纪，国仇家恨集于他一身了。他极度反感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也不断地反躬自问，为什么中国老是挨打受欺侮。在他对中国社会的黑暗腐朽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之后，他用五年的时间到国外边工作边考察。在英国，他发现那里的爱国主义尽管是偏狭的，狂妄的，但是人家那求进取的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毕竟和中国的因循守旧、敷衍塞责大不相同。于是，他用两种民族文化心理相互比较的笔法，写出了以揭露“老式中国人”为鲜明特色的长篇小说《二马》。自此为始，如果说《猫城记》是老舍对落后中国的全面批判的话，那么在此之后直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系列小说、戏剧创作中，他都把揭示封建礼教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作为一以贯之的大主题。老舍的文学天地是北京的下层社会，他写普通百姓的悲苦和烦恼，他写一个个被无边的痛苦所麻木了的灵魂，但老舍哪里只是个小市民阶层的代言人，他知道中国之外的世界已变成什么样子，他在用力地摇撼着昏睡中的中国。他很象母亲病榻前的痛苦孩子，连声呼唤着：醒来吧，妈妈！吃药吧，妈妈！此时，如果子女讳言母亲的病症，无异于变相的杀害。《四世同堂》的创作，还是老舍强烈的反封建呐喊的继续和发展，他在控诉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障碍中国强大、进步的封建思想禁锢。他以悲愤的笔调写出了积淀在普通中国人（数以亿计啊）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把封闭、愚昧、妥协、敷衍、无聊、自私等种种社会心理中的陈腐部分，放在一场民族灾难的背景下加以观照，以期引起同胞的警觉，挣脱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束缚，打碎宗法社会所特有的种种有形无形的精神枷锁。中国人应当抛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老皇历！
老舍把这部皇皇百万字的小说，定名为《四世同堂》——纯碎东方式的宗法堡垒和人生理想。四世同堂的祁家和并非四世同堂的邻居们，几乎每个家庭都以长慈幼孝、阖家团圆为礼教楷模。结果如何呢？“国破了，家也必亡啊！”
沉重的礼教重荷，使多少个有文化、有正义、有抱负、有气节的祁瑞宣，在国难到来的时候，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而又时刻觉得不能那么做。他有着过多的自责与向往，矛盾与痛苦，偏偏缺少的是付诸行动的“狠劲”与毅力。虽然他最终开始行动了，但那时，“四世同堂”的小船已近乎被战争的风雨所摧毁。作为一个四世同堂的中坚环节，他的悲剧只是说明了：“没有四世同堂的锁镣，他必会把他那一点点血洒在最伟大的时代中，够多么体面呢？可是，人事不是想象的产物，骨肉之情是最无情的锁链，把大家紧紧地穿在同一命运上。”这命运，就是“四世同堂，四世都一齐作奴隶”！
沉重的礼教重荷，使多少个体魄强健、年轻力壮的小崔和长顺，在国难到来的时候不能立即扛起杀敌的枪支，他们被无形的礼教绳索捆绑在亡城里，空有爱国之心而无报国之力。可怜的小崔，骤然间被侵略者无故砍了头，脑袋被挂在前门五牌楼上示众！而那杀死日本大官的勇士，似乎应该是他，可惜的确不是他！
沉重的礼教重荷，使多少个好家长、好老人近似麻木、僵死了，他们的肉体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魂仍然沉睡在古老的封建王国里。四世同堂祁家的老祖宗祁老人，听说日本人打进了北平城，他以老家长的身份告诉家里人：只要家里存上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住大门，便足以消灾避难。他的家训成果是：“祁家的文化与好莱坞的恰恰相反：好莱坞的以打了人为英雄，祁家以挨了打为贤孝。”他的四世同堂已经残破不全了，维系宗法关系的迷梦仍然没有被惊醒，面对幼小的重孙小顺儿，他希望：“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祖宗。”这种精神枷锁，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马老寡妇和李四大妈，是小羊圈胡同两位饱经患难的老太太，中国式的老牌作人标准，形成了她们坚信不移的“忍”字经。马老寡妇说：“日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能忍。”李四大妈的老头子被日本兵打死了，悲恸中听说邻家新生了婴儿，她的祝愿竟是：“好，你们杀人吧，我们会生娃娃！”天哪，多变、高效、争强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就这样拉开了触目惊心的距离！
沉重的礼教重荷，还造就了一批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以无聊为本事的人中蛆虫呢！
难怪老舍先生在运用他那杰出的语言艺术，塑造这些生动丰满、带有历史纵深感的人物形象时，他的内心痛苦再也抑制不住了。他一边通过人物形象创造说明“凭着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民气是绝对可用的”，一边在书中发表整段整段的议论，抨击以八百年帝王之都北平为代表的、熟透了的封建文化传统中的落后部分。他说：“中国确是有深远的文化，可惜它已有点发霉发烂了”，“当一个文化熟到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地把惊魂夺魄的事与刺激放在一旁”。这些极富哲理意味的作者议论，不是与小说的整体艺术创造无关的赘疣，是作品思想深度所要求的有机组成部分。小羊圈胡同里那些昏睡、半昏睡状态的普通中国人，暂时还不能有此觉醒啊，不然，就不会有长达八年的“惶惑”、“偷生”、“饥荒”的悲剧了。
原来，《四世同堂》是一部把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警世之作！
原来，老舍先生从鲁迅先生那里接过了改造落后国民性的战旗，也是一位呼唤中国必须彻底铲除封建残余的思想家！
原来，四十年前开始问世的这部作品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拥有广大读者，既因为这是一部真正的艺术品，还因为作家传递给读者的“落后必然挨打”的忧虑，和今天响遍神州的“振兴中华”要求有相通之处。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认为表现旧中国人们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就是“丑化、歪曲人民”；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的今天，在老舍先生本人也被一场封建旋风夺去了生命的今天，我只想说：非常遗憾，当初没有重视鲁迅、老舍先后提出的改造国民性问题的真知灼见，以致后来有那么多的苦果需要我们去吞吃，以致中国亟待腾飞的时候才发现翅膀竟是那么沉重！
不要再把忧国的沉痛视为“悲观”的逆耳之言了。当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俄罗斯民族为“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读到这段“悲观”的言词时写道：“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但愿我们今天在阅读、评价《四世同堂》的时候，也能够这样看待它那震聋发聩的忧国情思，或者叫作“沉痛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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