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彦修 何方 萧扬 张培森 程中原 施松寒 |
1985-08-30 00:00 |
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写在《张闻天选集》出版的时刻
第5版()
专栏：
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写在《张闻天选集》出版的时刻
曾彦修 何方 萧扬 张培森 程中原 施松寒
在纪念张闻天同志八十五周年诞辰的时刻，他的著作选集问世了。由于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同志的关怀，由于张闻天同志的许多战友、部下、学生、亲属的热情支持，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人民出版社等许多单位长时期的积极帮助，《张闻天选集》的编辑工作终于得以完成。此时此刻，我们这些参加《选集》编辑工作的同志，心情都是很激动的。我们中的一些人曾直接受教于张闻天同志，一些人则无缘同他相识。历时五年的《选集》编辑工作，使我们对他的业绩和品德都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位老革命家离我们也更近，更为我们所景仰了。
《选集》共收文稿七十篇（内五十一篇是首次公开发表），反映了张闻天同志一生的主要革命活动。作为我党在相当长时期内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的活动同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是紧密相连的。《选集》的许多文章反映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党和人民前进的历程。
收入《选集》的头五篇文章，写于1931年至1933年。这是我们党犯“左”倾错误的时期，同时又是党内对于“左”倾错误的怀疑、不满和反对逐渐积累和增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张闻天同志犯了“左”倾错误，同时也在实践中受到教育，曾在不同问题和不同程度上对“左”倾政策表示过怀疑、不满和反对。收入《选集》的这五篇文章，除第一篇批判托派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谬论外，其余四篇明确批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宣传战线上的“党八股”、劳动政策方面侵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过火现象，以及拒绝同国民党上层人物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矛头所向，都是当时的“左”倾错误。这些文章有些提法还难免带有“左”的印痕，但就其对所涉及的“左”倾政策的具体批评而言，它们的深度和鲜明性在我党同时期的文献中仍属不可多得，有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它们不仅是张闻天同志个人逐步摆脱“左”倾错误的标志，而且也是王明“左”倾错误时期我党内部克服“左”倾错误的因素逐步发展过程的见诸文献的重要证明。
《选集》收入了张闻天同志受遵义会议委托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也是张闻天同志个人革命征途上的重要转折。他在革命实践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又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帮助，终于完全抛弃了“左”倾路线，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对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并取得伟大胜利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的决议全面、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对于结束“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长征的危急关头挽救党和红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无疑居于主导地位，张闻天同志和其他同志的贡献也是不言而喻的。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同志被推举为党中央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中负总责。他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尊重毛泽东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在中央内部和全党顺利推行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同中央其他同志一起，为长征的胜利，为红军到达陕北后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进行了卓越的斗争。收入《选集》的文章，生动地反映了张闻天同志作为我党重要领导人的业绩。例如，《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等篇反映了他同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坚决斗争。《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纠正了所谓“加紧反对富农”以至消灭富农的错误政策，制定了联合富农和中立富农的新政策。《给刘少奇同志的信》等篇针对白区工作中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系列“左”倾的口号和做法，就正确的白区工作方针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尤为重要的是，他还写下了大量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献。
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我党当时的中心任务，理所当然地成为张闻天同志这一时期注意的中心。他为此主持了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1936年3月、9月和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的三次会议，1937年5月的苏区党代表会议等我党历史上的重要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作了报告或起草了决议。《选集》收入了这些报告、决议的全文或节录，还选收了《关门主义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等论文。这些文献分析了1935年华北事变到1937年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态度上的某些变化，论证了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始是反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共和国，后来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张闻天同志的阐述，不仅精神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完全一致，而且还是对这些论述的丰富和充实。这些报告和论文，无疑是我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我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正确处理统一战线问题，特别是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则是能否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同志代表着一条正确路线：既要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又要坚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张闻天同志同毛泽东同志完全一致，为实现这条路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收入《选集》的许多报告、文章是这一斗争的忠实记录。早在抗战爆发之初的《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中，张闻天同志就提出：既要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又要反对迁就、投降倾向；要提出我党独立的主张，“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张闻天选集》一五四页。本文所有引文均引自《选集》，以下只注页码）。1937年底王明回国并提出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以后，张闻天同志在1938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更鲜明地强调“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一五八页）。他指出：“必须时时保持戒心”（一五八页），在巩固国共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不要派许多负责同志去同国民党谈判，而应以更大的力量发展民众运动，在各地创造根据地。王明等人害怕刺激国民党，曾反对我党领导建立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张闻天同志则强调，这种形式的政府“其他各地也要组织”（一六○页）。1938年9月底开始举行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清算了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选集》收录了张闻天同志在这次全会上所作的开幕词和代表党中央所作的组织报告（节录）。后来，张闻天同志还写了《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公开批评抗战中国民党的不彻底路线以及它的投降妥协、反共防共活动。当党内因反磨擦斗争而滋长了某种“左”倾偏向时，他又写了长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进行分析批评。张闻天同志当时担负着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他的这一系列论著对于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反对王明的投降主义，显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张闻天同志长期主管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选集》收录了这方面的论著十篇。其中《论待人接物问题》、《论青年的修养》是传诵甚广的名篇。《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等三篇则是共产党员思想作风修养（特别是处理同群众的关系）的教材，同时又是关于党的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等五篇是我党在文化、宣传、干部教育方面的重要的政策文件。文中强调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新文化的性质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要求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纠正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并且根据文化人的特点提出了正确处理同文化人关系的各项原则。所有这些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1年9月，党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的路线问题，确认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张闻天同志在这次会上两次发言，对自己当年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随后，他率领调查团到陕北、晋西北的农村城镇进行了一年零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回到延安以后，除了大量调查报告外，他又专门给党中央写了工作报告《出发归来记》，着重从思想路线上作了总结，以亲身体验肯定从实际出发是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而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选集》收录的上述发言和报告，标志着张闻天同志在革命征途上的又一次飞跃，也显示了他勇于坚持真理而不断进步的优秀品质。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于1945年冬去东北，致力于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辽东省委书记。《选集》收录了他在这一时期为指导实际工作而撰写的文稿十五篇。这些文稿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央的总路线，针对东北的具体情况，提出和解决了许多理论、政策问题，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范例。
在东北根据地开辟和建设的初期，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张闻天同志写了许多文件（收入《选集》的是其中一小部分），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主张，正确地指导了清算斗争和土改运动。与此同时，他非常注意保护和发展城市工商业。他于1946年11月7日根据合江实际情况所写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比较全面而正确地阐述工商业政策的最早文件之一。
1947年底，东北土改运动中出现了一些过火现象。张闻天同志抵制和纠正了侵犯中农、侵犯工商业等错误，并且及时宣布土改任务已经完成，坚决从土地斗争转入生产斗争，反对所谓“循环斗争”。对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后来在《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中特别指出，在运动中合江省是“掌握政策较稳”的。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张闻天同志在此前后写了一些重要文件，对我党夺取政权后的经济建设方针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重点和主要力量只能放在农村，由于形势变化，现在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加强城市工作，实行“城市领导乡村”（三八九页）。他分析了当时东北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的经济建设方针。党中央很重视他所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吸收了《提纲》中的许多思想。张闻天同志后来又就供销合作社应当赢利分红、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方针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等问题写了文件。它们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我国各种经济成分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为我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采取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新的依据。
全国解放以后，张闻天同志转入外交战线，工作了十年之久。他非常注意研究国际形势、我国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的业务建设，并在这些方面提出过许多建议，作了许多报告、讲话，起草了许多文件。《选集》从中选收了两件。《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是张闻天同志当时对我国外交实践所作的许多理论性总结的一篇。它对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中各种认识上、做法上的问题作了高度概括的分析说明，至今仍是这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献。《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体现了张闻天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领导外交部内部工作的指导思想：强调调查研究，重视业务建设。
《选集》收录了张闻天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著名发言。这篇发言曾受到错误的批判。现在十分清楚，它不仅没有错误，而且是一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1958年的“左”倾错误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批评的战斗文献，在科学上具有很高水平，在政治上更加难能可贵。这篇长达一万四千字的发言，是我党当时批“左”的最珍贵的文献之一。
庐山会议以后，张闻天同志离开了领导工作岗位，随后到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选集》选收了他1961年到1964年间所写的六篇笔记和给中央的一个报告。这些文稿实际上是他的庐山会议发言的继续，而且更加充实，更加理论化。它们针对1956年以后的“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一系列纲领性的看法。例如，文中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指“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五三一页）为止，此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五三四页），而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把这个时期的矛盾“一律叫做阶级斗争，是扩大化”（五六五页）；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渐进性的和平转变，“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五三九页），等等。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这个总题目下，他还特别研究了按劳分配（包括所谓资产阶级法权）、集市贸易等问题，批评“左”倾观点，并且提出了正确的政策建议。应该说，张闻天同志上述和其他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这样系统的独立见解，更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知灼见。
收入《选集》的最后五篇文章，是张闻天同志在“文革”中被强制送往广东肇庆“看管”期间撰写的。“文革”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这一错误之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有一套“左”倾论点作为“理论根据”。张闻天同志的肇庆文稿，就是针对这些“左”倾论点，批驳“文革”的“理论根据”的。它们涉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内关系，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等，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澄清了理论是非。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张闻天同志强调：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五八九页），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五九一页）；党内矛盾“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五九六页）；上层领导者不应“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五七五页）。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张闻天同志正气凛然，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他的这批文稿，将成为我党在“文革”期间批判“文革”错误的有代表性的理论政治文献而永垂史册。
以上大体按时间顺序谈了我们对《选集》文章的理解。应该说，在遵义会议后我们党的各个不同发展时期，《选集》的文章对很多问题都作出了正确的回答。这些文章既解决具体问题而又有理论深度，既非学究式的泛论，又不是现象的简单罗列。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些文章在当时并没有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无可否认，《选集》的文章仍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事业的珍贵贡献。它们不仅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而且还具有现实意义。
革命家的业绩同革命家的品格相联系，理论家的文章同理论家的作风不可分。《选集》的文章反映了张闻天同志的业绩，也体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优秀品质，就我们感受最深的而言，可以举出以下三点。
第一，《选集》体现了张闻天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选集》的七十篇文稿，写于不同的岗位和环境。不论担负党中央重要领导职务时，还是从事地方的或部门的局部领导工作时，也不论处于顺境、逆境，甚至“文革”中的险境，张闻天同志从来没有停止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而战斗。身居高位、条件优越时，他决不养尊处优、以权谋私；遭受打击、环境恶劣时，他决不悲观消沉、无所作为。他总是孜孜不倦，辛勤耕耘，任劳任怨，尽心尽力。他从不被动地应付差事，不满足于应付“上下左右要我们办的事”（四六五页），而总是主动积极地研究问题，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使具体工作富于思想性、创造性。他从事局部工作时，不因身处江湖之远而觉得可以放松对党的事业的全局的关心。“文革”中他被剥夺了自由，年逾七旬，体弱多病，他依然战斗不止，直至最后一息。他的文稿，每一篇都倾注着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热情，凝聚着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巨大劳动。唯其如此，他的文稿才能涉及如此广泛的领域，论述又各具有独到见解而不流于一般。他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就没有其他利益。”（五九三页）张闻天同志的一生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释。
第二，《选集》体现了张闻天同志尊重实际、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五九三页），也是张闻天同志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经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凡真理必须坚持，凡错误必须纠正，这是他待人律己、著文立论的根本出发点。据以律己，则有《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等篇，对1931年至1934年所犯而从遵义会议起已在行动上与之决裂的“左”倾错误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据以待人处事，则能不唯上，不唯书，但唯实。收入《选集》的他在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所写的批评“左”倾政策的论文，抗战初期与王明右倾错误相对立的发言，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当时不为一些同志理解的某些政策建议，尽管涉及的问题性质不同，他本人写作这些文件时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却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他从实际出发而不为或大或小的错误潮流所左右的品质。至于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以及《选集》所收的庐山会议以后直至“文革”期间所写的笔记和文稿，则更加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可贵品质。在这个错误思潮严重泛滥时期，张闻天同志当然也很难完全不受影响，但是从总体上说来，他是清醒的。他决不随声附和错误的主张和理论，而且敢于顶住，给予批评，表现出理论上政治上的坚定性：“共产党人要有面对赤裸裸的现实的勇气，要有说老实话的勇气”（二五七页）。张闻天同志是有说老实话的勇气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第三，《选集》体现了张闻天同志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民主精神。《选集》的绝大多数文章是在党内所作的讲话、报告、通讯和供党内阅读的文件和文章，要解决的是党内的认识问题，解决党内矛盾，“只能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五九五页）。“必须实事求是、以理服人”，“那种夸张的、武断的、主观主义的、吹毛求疵的或人身攻击的思想批判，是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五九七页）。《选集》的文章，正是张闻天同志这些正确主张的实践。不论是早年对于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抗日战争期间对于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解放战争期间对于根据地问题上的“左”右倾偏向，张闻天同志的批评都既是旗帜鲜明，又是充分说理的。作为批评者，他决不将自己置于高人一等的地位，决无“认为批评者可以不犯错误，或者批评别人就表示自己总是正确的想法”（五九九页）。从庐山会议起，他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问题上批评“左”的错误，态度更加坚决，说理也更加冷静。在这些文稿中，固然不可能有以势压人的当年文坛恶习，即使单纯的愤激感情的表达也为他所不取。张闻天同志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条分缕析，以理论的正确、逻辑的严密和说理的透彻，将错误观点彻底驳倒。在思想理论问题上，即使对于托派、张国焘等敌对分子，张闻天同志也从不使用恐吓和辱骂，不搞吹毛求疵或人身攻击，而是以堂堂正正的理论斗争，战胜自己的论敌。至于他在党内就工作问题同下级同志的通讯，更令人明显地感到一种平等的民主讨论气氛。文如其人，《选集》的这种文风正是公认的张闻天同志平易近人的民主精神的表现。
张闻天同志的优秀品质，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摄取我们党和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张闻天同志的正确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不单是他个人的成就，它们同样凝聚了党和人民的智慧。另一方面，张闻天同志的道德文章，无疑也为我们党和人民的精神财富宝库增添了光彩。《张闻天选集》的出版，不仅将使广大读者了解张闻天同志个人过去不大为人所知的种种重大贡献，而且也使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得更加充实和丰富。我们相信，这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都是很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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