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四世同堂》的体会

第7版()
专栏：

改编《四世同堂》的体会
李翔
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播放后，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我开始未料到的。作为改编者之一，除了高兴外，极想从这次艺术实践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与教训，以利今后的艺术创作。
在我以一个普通演员的身分，参加电视剧《蹉跎岁月》演出时，体会到电视连续剧，在把长篇小说转化为形象化的视觉艺术上，有极大的优越性。它既没有舞台框框，也不存在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从理论上说，它可以把任何长度的宏篇巨著，完完整整地转化为视觉艺术，这个发现使我下定了试着改编《四世同堂》的决心。
几十年来，由于表演的需要，我贪婪地遍读了所收集到的老舍先生的大部分作品，和许多老舍作品爱好者一样，非常喜欢作品中浓郁的“北京味儿”。我所说的北京味儿，不只是老舍先生独具风格的文学语言，而是用这种文学语言描绘的那些北京的人与事。甚至是一草一木，在老舍笔下，都被写得那么动人、感人。例如，小说《四世同堂》中，有很长一段文字是描写北京四季的干鲜果品，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文字。这段描写处处洋溢着先生对北京一草一木的深情厚爱。老舍先生的作品，常常诱发起我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使我更加热爱生我育我的故乡和祖国。我所看见的不只是书上铅印的字，以及这些字所描写的表面现象，而是窥见了作者的“心”和“血”。在舞台上，我扮演骆驼祥子时，曾有幸同老舍先生一起探讨过他作品中的人物。他说：你要想演好我写的戏，最好多读读我的小说，特别要读《四世同堂》，那是我用多年心血写的……。这番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当我立意改编一部小说时，首先想到了《四世同堂》。
我这种想法，和多年的舞台艺术伙伴牛星丽同志的心愿，一拍即合，并得到了胡絜青和舒乙、舒济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老舍先生家中同聚一堂讨论改编《四世同堂》的日日夜夜是使人难忘的，不论是挥汗如雨的盛夏，还是围火聚谈的隆冬，大家都沉浸在极其愉快的创作气氛中。有时，我们也停下来，回忆建国几十年来，每当老舍先生写有新戏，排练时，我们也是聚在这间房子里，和现在一样认真研究，共同探讨。老舍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而他的“遗风”，却留在这间屋子里，仍在鞭策、鼓励着我们。
有一次，当讨论到“天佑之死”时，大家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从天佑的死想到了老舍先生的气节，看来好似巧合，但却反映出一个耐人思考的文学创作现象。《四世同堂》中，有天佑的自溺，常二爷的自缢，孙七的自跳埋人坑，以及小妞妞的不吃共和面直至饿死等描写，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老舍先生的“文品”和“人品”，是如此的统一，我们好象找到了打开《四世同堂》中所有人物性格的钥匙。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老舍先生，他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用艺术形象深刻揭示了北平八年沦陷的因与果，他把这一切称之为“大扫除”，扫却了传统文化的污垢与糟粕，发扬起精华，使“无刺的秋葵”升华为“有刺的玫瑰”。正是这种深邃的思想，启发和指导了我们的改编工作。
无独有偶。北京电视制片厂的林汝为同志，闻讯赶来参加了我们的改编，并提出在该厂拍摄。这不仅加快了我们改编的进程，更保证了最终完成。
在改编中，我曾陷入困境。
在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饿》中，老舍先生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了“小羊圈”的人们的抗争，甚至把这些斗争的规模扩展到全社会，变成了有组织、有领导，“无刺的秋葵”不仅升华为“有刺的玫瑰”，而且将那锋利的刺，刺向敢于侵犯它的魔掌。无疑，这是一个很好的意念，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但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是谁领导的？小说里没有明白写出来，我象猜谜似地苦思了很久。把这些描写转化为屏幕形象并不困难，困难在于如何使观众准确地理解这场斗争的政治背景。就小说本身的描写看，很象一场自发的群众斗争。然而，老三瑞全阔别北平多年，突然又从抗日后方回来，而且立即投入这场斗争，很快成为斗争的领导者，这就使人费解了。因为观众有权利要求我们点明瑞全的身分，而我们改编者也有责任这样做。历史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当年的北平确曾有我们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但也有国民党所领导的活动，而且还有不少自发性的斗争。这三种情况同时存在的事实，更需要我们点明其政治背景了。当时我想，不如此就可能引起一场政治性的误解，不点明是共产党领导，观众就会理解为是国民党领导的。那么，贬低我们党而去歌颂国民党领导的罪名，势必会落在我的头上。老舍先生这样可能有他的考虑。而我们改编者也模糊处理，就不能容许了。更有甚者的是：如果点明是我们党领导的，而小说中那些斗争方式，又和我们地下党斗争的策略、方式、方法格格不入……。说得严重些，很可能造成“歪曲我们地下党”的另一种错误。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瑞全在北海山洞里，擅自处死他过去的情人而今当了特务的招弟这场戏了。怎么办，我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进不能点明，退不容含含糊糊，何况还有个“忠于原著”的框框在那里。情急之下，我采取了简单化的办法，即用暗示的办法让观众在朦胧中感到是我党在领导这场斗争的。我当时认为这是个上策，而且是极聪明的办法。现在看来有些弄巧成拙了。我这种做法，实质上是用贴标签的办法，为自己设置一个政治保险圈，从而堵塞了任何可以或可能找到的更理想的办法。改编，是一个再度创作，对原著扬长避短是必不可免的，也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但在实践中往往宁肯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以求政治上的保险，不肯用力气披荆斩棘地冲向艺术高峰。这种创作上的惰性和软弱性，肯定搞不出好作品。这是我需要深刻记取的教训，而且要大力克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