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开明书店

第8版()
专栏：

难忘的开明书店
夏衍
1926年，夏丐尊、章锡琛先生在上海创办开明书店，日子过得飞快，迄今已近六十年了。
我是1928年春夏之交，经吴觉农同志的介绍，和开明书店发生关系的。丐尊先生是我的师长，早在五四时期就受过他的教诲，章锡琛、徐调孚、顾均正、刘薰宇、钱君匋、索非先生，则是在我替开明书店译书和在《一般》、《新女性》杂志撰稿时才认识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上海推行残酷的文化围剿，进步书店“南强”、“大江”、“春野”相继受到查禁和封闭，独有开明书店却能坚持“不投机、不冒险，正正经经出好书”的方针，得到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支持而保存下来，稳步发展，成为规模仅次于“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店的名副其实的“开明”的书店。
开明书店的开明之处，在于它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正直的文化工作者、教育家、科学家，拥有一支不亚于“商务”、“中华”的译著、编辑队伍，叶圣陶、胡愈之、茅盾、王统照、巴金、谢六逸、陈之佛、钱歌川、费鸿年、胡学勤……真可以说是群贤毕集，胜友如云。它出版了大量中外名著，发行了《一般》、《新女性》、《中学生》等进步刊物。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三十年代，开明书店以它丰富多彩的书刊，哺育了年轻一代。丐尊、圣陶等先生的功绩，在中国出版史上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开明书店的宗旨是“实实在在地为读者服务”，特点是认真和负责。出书，办杂志，从组稿、审读、定稿、排印、校勘、装帧、出版发行，始终贯彻着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举一个小的例子，他们对校对这一关抓得很紧，所以开明书店出版的书，很少有误植和衍漏。我给开明翻译过几本大部头书，如《欧洲文艺思潮论》、《妇女与社会主义》，待印之前译者不必看清样，出版之后，几十万字中很难找出一个错字。记得我译的高尔基的《母亲》（1929年大江版）被查禁，丐尊先生决定把书名《母亲》改为《母》，把译著者的名字“沈端先”改为“孙瑞光”，由开明书店重印。照例，这只要按“大江版”重排付印就是了，可是丐尊先生还是请人先校对一遍，除校出了一些误植之外，又对译文中一些不够通顺的字句，作了仔细修改，最后再请调孚先生征求我的同意。我当时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前辈出版家的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实在使我太感动了。
开明书店认认真真地为读者服务，同时也真心诚意地为著者译者服务。从三十年代到全国解放，我一直靠稿费和版税餬口，在整个抗战时期，我离开上海之后，留在上海的家属的生活费用，主要的依靠是开明书店的版税。1945年9月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在孤岛历尽艰辛的丐尊先生正在病中，我去探望他，不等我说完感谢的话，他就喘着气说：“不用说这些，大家都有困难，你们走了之后，留在上海的人就得守住开明这个摊子，总算撑过来了……一直在挂念你们，知道雁冰、圣陶、愈之他们都平安，我们就安心了。”他消瘦得厉害，讲话很吃力，不敢多打扰他，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不止一个人对我说，在孤岛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凡是留在上海的“开明同人”，不论有没有在开明出过书，都经常收到丐尊、锡琛先生送来的三块、五块银币的周济。在那种“大家都有困难”的“乱世”，说“相濡以沫”也好，说人情、道义也好，这种出版家与著译者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提到章锡琛先生，解放后一般人都把他看作是“资方代理人”，1957年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但我们这些和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个有才干，有胆识的出版家，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开明书店出版过《新女性》杂志，我翻译的厚厚的两大本德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就是他指定要求赶译出来的。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式下令，查禁鲁迅、茅盾、郭沫若、陈望道等二十八人译著的“反动书籍”一百四十九种，还加强了对书店和出版社的控制，几十家出版进步书刊的中小书店濒于破产，这时锡琛先生挺身而出，由开明书店领头，上海二十几家书店联名，两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丐尊、锡琛先生还给蔡元培、邵力子写信，要求“解除禁令”。这样，国民党才“放宽”了禁书尺度，允许一部分书籍“删改后重新出版”。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刻，开明书店的这一义举，现代出版史上也应该大书一笔的。
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版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也不必讳言，出版界也出现了一种乱出书、出坏书的不正之风。出版工作负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庄严的责任，因此，在纪念开明书店创业六十周年的时候，强调一下认真、负责、出版工作为读者服务的“开明精神”，不仅对出版界、对整个文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
198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