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楚剧《狱卒平冤》改编的成功

第8版()
专栏：

谈楚剧《狱卒平冤》改编的成功
郭汉城
武汉市楚剧团这次来京演出的《狱卒平冤》，是今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中唯一一台作了很大整理改编的传统戏。这台戏的演出，也象过去很多改编成功的传统戏那样，使我们获得有益的启发。
戏曲艺术在其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上，涌现了大量的传统剧目，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但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保留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诸如剧本创作、唱腔、表演、舞美等等。继承这些东西，对于发展我们的民族戏剧艺术十分重要。如果对这些糟粕与精华共存的传统剧目不加改编，势必难以上演，其中的精华部分也就丢失，这将会对我们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无庸讳言，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人甚至断言戏曲艺术必然要被外来的艺术所代替。我想，对于曾经产生过无数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构成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的戏曲，是不能采取这样轻率的、嗤之以鼻的态度的。戏曲作为一种民族的艺术形式，它的产生、发展和存在，实际上反映了我们民族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心理，它的存在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戏曲艺术与当代观众的审美要求确实存在一些距离。正因为如此，党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我们搞“三并举”，进行舞台艺术革新的试验，就是为了要缩短和消灭这种距离，其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建国以来，对传统剧目从澄清舞台形象到创造性的改编，出现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好戏，如《十五贯》、《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等等，《狱卒平冤》也是其中之一。它们都是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用新的观点，重新认识传统剧目所反映的古代生活；用新的艺术经验，丰富和发展古老的戏曲艺术。
《狱卒平冤》是根据楚剧传统剧目《九人头》改编的，但思想境界的高下十分鲜明。顾名思义，《九人头》是一个公案戏，从一条人命案引出了其它八条人命案。作者力图证明，下层人民都是野蛮的愚昧的刁民暴徒，惟有青天大老爷才代表正义与良善。《狱卒平冤》的作者正是从原作这个错误的根本立足点作了翻案文章，它描写的下层人民大多都是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而那些自诩聪明、自比明镜的封建官吏，才是草菅人命的罪魁祸首。
新时代的人用新的观点去看待过去的生活和人物，是容易做得到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种新认识溶进真实的艺术形象之中，而不犯图解理念的毛病，这却是不太容易做到的。《狱卒平冤》的改编，遵循了艺术创造的规律，从生活出发而不从意念出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把大量的古案例作为生活素材，提炼情节，塑造人物。他们发现了许多身居衙门却正直善良见义勇为的下层衙役，往往冒着私行办案的风险平反冤狱。《狱卒平冤》的主人公——狱卒吴明，就是在大量的生活原型基础上加以典型化而塑造出来的。吴明者，无名之辈也。
《狱卒平冤》的改编，除主要人物吴明外，还塑造了靳氏、店家、班头等一组真实生动的可喜的小人物形象，连同以御赐“江南明鉴”匾额的武昌知府为代表的一组封建官吏形象，都是在古代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全剧四个小人物性格各异：吴明机智耿直；靳氏热心快肠，又有点头脑简单；店家心地善良，却又胆小怕事；班头虽不敢抗争却不失同情心。三个封建官吏的性格特征也都不相同：武昌知府自恃英明、刚愎自用；江夏县令曲意奉迎、阿谀附贵；巡抚貌似公允，实则老奸巨猾。改编着力刻画人物，而不炫奇弄巧，脱出了一般情节戏的窠臼。在艺术风格上，《狱卒平冤》的编剧和导演都有统一的整体构思和运用了熟练的艺术技巧，是一出喜剧性很浓的正剧。作者善于控制自己的笔触，写案情而不滞于案情，驾驭案情而又不被案情役使，有层次、有余地，既围绕事件中心，又能够舒展自如。随着案情的进展，对官吏们的腐朽、自私的讽刺，对小人物们的爱、恨、苦、乐和善良、机智、风趣、幽默、同情及热爱，都引人入胜地展示出来。全剧洋溢着浓厚的乐观主义精神，加上演员真实细腻的性格表演和舞台美术的新颖别致，形成了一种明快、流畅的感觉。这种鲜明、突出的艺术风格，也是该剧改编和演出的创造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