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嘉 |
1951-06-19 00:00 |
“以武训为借托”的是些什么人？
第3版()
专栏：
“以武训为借托”的是些什么人？
韦嘉
读了五月三十一日报载李士钊的反省，我认为他并不是作反省，而是在自我夸耀、标榜，东拉西扯，以继续蒙蔽读者。我是馆陶县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我一直在鲁西地区做群众工作，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事实，来揭破那些蒙蔽读者的烟幕。
李士钊一开始就把歌颂武训的错误推向客观，罗列了那么多人名和文章的题目，像是摆一摆错误者的阵容，以减轻自己的负担似的。其实各人的文章与历史一样，都是要“责由自负”的。尤其是李士钊把自己尊崇武训之深，归罪于“抗日时期堂邑县曾一度改为武训县”，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又是多么无聊呢？我在鲁西工作，我知道那里的抗日人民，与“武训精神”丝毫没有关系，也并不颂扬武训。那一带，开始有中共地下组织时，是属于临南县委领导的。开始有抗日政权时，是叫做“临馆堂办事处”。后来为了纪念一个纵队副司令员作战牺牲，曾改为永智县。一九四三年十月冀南行署曾将堂邑县的两个区（并不包括堂邑全县）和冠县的一个区划为武训县，那也是“沿用旧名”。因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承继了满清封建统治者的遗志，极力尊崇武训，老早就曾改了县名，并重建武训家祠。而在一九四九年平原省成立后，又将武训县仍改为堂邑县。李先生既然搜集武训材料，“唯恐不深入与普及”，为什么不把这一段史实交代清楚呢？
李士钊又把对武训传的讨论，分成“三回事情”，即武训传影片，武训本人和“以武训为借托”的人。影片不好，是有些与事实不符；而武训其人，就是不好吧，但他是一个“根本没有政治活动的人”；而“以武训为借托”的人，他们的言行，“都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民争民主的问题”。
影片的错误，大家已经指出，显然无可辩护了；而武训其人怎能说没有政治活动呢？他的行为使满清的大官大为赞许，为他奏明太后，借以安抚“捻乱”；以他的“奇异的功绩”不但交结了杨树芳、娄峻岭等地主并且得以交结官府；他兴学之后，又造出一批为封建统治者效死的奴才；对他个人来说，得了义学正的封号，立坊挂匾；对人民来说，他苦口婆心，为的是要叫被奴役的人民安心作牛马；而且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轻轻地说成仅仅是“不认字”的原故。这许多难道不都是武训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吗？李先生尤其为“借托”武训的人们声辩，所谓“不是官办的”“活生生的争民主”，充其量也不过是“向反动政权要民主”。但是，世界上，从来的人民民主，都是经过革命斗争，都是无数革命者的热血头颅换来的。那些改良主义者“如火如荼的政治性很强烈的斗争”，究竟能从反动统治者手里要来多少民主呢？就算是当时蒋匪给“借托”武训的人们以一些“美式民主”，这又与中国广大的劳苦群众何干？以李先生为例，聊城抗战是“活生生的”，但聊城失陷后，广大的鲁西地区仍为抗日人民所坚持；而李先生却独独要离开鲁西，跑到“大后方”去进行所谓“强烈的斗争”。试问当时重庆的斗争究竟如何比敌后还强烈？李先生当时所进行的“斗争”又如何“强烈”？事实俱在，可以复按，如何可以任意信口开河，欺骗读者？何况今天中国是经过十二年的苦斗之后胜利了，那种摇尾乞怜的“积极斗争”还有什么可提倡的？
其次是所谓“退赃赎罪事业”，真正这样做的人在当时大概比不退赃的军阀好一些，但在今天人民正轰轰烈烈进行土地改革，一部分地主正千方百计隐蔽资财，这种“退赃赎罪”的方式，正可被他们所利用，又有什么提倡的必要？
再其次，就是所谓拚命“把武训从封建地主阶级、士大夫阶级中拉回到人民大众中来”了。但是拉回来干什么呢？是“借托”他向人民为地主说教吗？影片和画传都把杨树芳、娄峻岭等地主说成“急公好义”“开明进步”的，这分明是告诉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后的人民说：“坏地主只不过是李老辫和张举人等个别的”。然而，到过堂邑的人，都知道那一带是出大财主的，那一带的多数村庄，都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有少数的高楼。照武训的说法，那都是好人的。武训不是说过“只见好人盖高楼”吗？但是，那一带的地主，历来都拥有反动的武装，当年的杨树芳就是反革命的地主武装的头子；继杨树芳之后的地主们也都以组织反革命武装为能事。他们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一直是和日寇蒋匪相勾结，而与人民的抗日部队为敌的。他们压迫与杀害了不知多少人民，直到日寇投降，那里的人民才得解放。这些“好人”“士绅”“耆宿”们，都是血债累累的！歌颂他们的事业，如何对得起正在那里向地主进行斗争的人民和已经得到胜利的人民？这种事业能和人民革命的武装斗争，说成“一文一武”吗？
武训画传和电影武训传，都说武训“颇得民心”，似乎他被很多人所崇拜。李士钊又的确因为和武训同乡而崇拜了他二十多年。但就我所知道的，在大革命时代，虽说山东在军阀统治下，但小学课本上并没有武训。我在县立小学三年毕业，并不知道武训其人。我家离柳林四十多里路，也没有听见人们谈论过。到聊城师范念书时，也没有人讲武训。那时北京晨报副刊合订本在校销售很多，《语丝》、《创造》等刊物在进步同学中差不多人手一册。当时“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很普遍，说明学校中反封建的空气，是相当浓的。只有在国民党大肆活动之后，尤其在“九一八”之后，“武训的精神”才被不抵抗主义者大吵大嚷起来。但宣扬武训的人，也未必尊重武训。在马塔头艾寨武训小学毕业的不少同学，也有说“武豆沫”可笑的。当然他们的嘲笑，仅止于像嘲笑一个“节妇”一样。我当时的认识，也觉着这是“土豪劣绅玩弄穷人”，“武训为穷所迫，也是不得已”。后来渐渐认识他是一个装憨卖呆的无赖，但对这个无赖的软骨头当时还是认识不足的。因此对一般“帮闲文人”吹嘘武训借以吃饭，也就不以为怪。后来知道所谓武训信徒艾寨武训小学校董张光闾，每年在雇工续工说价的时候，他都在寨门上贴一张白条说“今年工价不准超过多少多少”，我又觉着尊重武训的人，都是惯会克扣人的，“武训也不过是他们玩的花样而已！”总之我所知道的劳动人民或帮闲文人中，并没有像李士钊这样的把武训当成“比孔子且过之”的“圣人”的。因此我认为真正崇拜武训的人，只有那些被借托武训者的著作所迷惑欺骗的人。所以我建议，今后对武训传的讨论，应多供给史实与资料，以便认识其本质；曾经借托武训欺骗了读者的人，也应坦白自己借托的动机与史实，以暴露自己的思想本质，不要引什么旁证，继续欺人，一错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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