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之一）

第5版()
专栏：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之一）
胡乔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到现在是三十年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中，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得到伟大胜利的历史；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着广大的农民和其他的民主力量，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作英勇斗争，经历长时期的艰难曲折，终于推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从而为走向社会主义前途开辟了顺利道路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奋斗历史可以分作四个段落来叙述，即：（一）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六年）；（三）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五年）；（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一九四五年——）。以下是这个三十年历史的一个简单的轮廓。
一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不是偶然的。那是在世界第一次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开始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和约、并且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的薄弱的工业在世界第一次大战时期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在中国革命知识界中间传播了起来。“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主义的小组就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
中国工人阶级生长的过程，同时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中国封建统治者作斗争的过程。
一八四○年，英国以武力侵略中国，进行了有名的鸦片战争。从这以后，接着发生了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对中国的战争，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年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和一九一四年日本对于中国山东半岛的掠夺。外国侵略者经过这些战争和其他方法掠夺了中国的领土，勒索了中国的“赔款”，在中国的土地上驻兵，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交通线和海关，并且划分“势力范围”，进而操纵中国的内政，使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压迫着中国的经济不能发展，阻止着中国的政治不能进步。因此，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成为中国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曾对中国的封建经济起了解体的作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刺激的作用。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开始出现。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在几十年间的发展是极其微弱的。中国的封建末期的反动统治者，对于各阶层劳动人民实行着野蛮的统治。地主阶级占有农业土地的大部分和农民收入的大部分，对于农民享有种种超经济的特权。高利贷者、商人、买办和封建官僚，与地主在一起掠夺着农民和手工业者。工业的一部分属于帝国主义者，一部分属于中国的官僚，属于中国资本家的一部分也受着前两部分的压迫和排挤。封建官僚政府在一九○○年的战争失败以后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并倚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来压迫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这一点在一九一二年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的历届军阀政府，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发生的变化，就是中国由表面的统一变为公开的分裂，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之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无论在一九一二年以前和以后，各派的封建统治者都拒绝作任何实质的社会改革。因此，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另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在上述情形下，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要求，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是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主自由。
实现这个严重的要求，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领导。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人民曾进行过多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鸦片战争十年后爆发的创立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战争（一八五一年——一八六四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十年爆发的资产阶级的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但是所有这些斗争和革命，都失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既害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害怕工人和农民，他们不但不能解决、甚至不敢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农民虽然人数众多，并且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决心，但是因为受旧的落后的生产方法所限制，看不到斗争的前途，所以也不能担任领导这个革命到胜利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阶级来担任领导责任，这个阶级要能够提出正确的和完全的斗争纲领，并且能够在国内和国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坚持不屈的斗争。这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约三百万左右），但是它和农民不同，它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它又和资产阶级不同，它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具有坚决的斗争意志。
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开始表现出来。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罢工参加了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帮助斗争迅速地得到了胜利。和“五四”爱国运动同时，中国的民主主义者曾进行了有效的反对封建文化、宣传科学的文化改革运动。这个运动中的左翼，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具有初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传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这样，就使得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毛泽东同志把一九一九年当作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因为从此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并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在这部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中，着重地发挥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在世界第一次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学说，并且着重地指出了中国的一九一九年的革命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的事实。在这里，应当特别回忆的，就是列宁本人，早在一九○○年，特别是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就已经注意中国问题，并写了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论文；而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年间，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最紧张的年代里，列宁和斯大林又都对东方的民族问题作了多次最深刻的指示，正是这些指示，构成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出发点。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年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专门报告，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列宁的这些古典的文件，规定了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基本轨道，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因而极大地援助了中国革命。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包括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代表着约五十个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国际曾派代表参加这次大会。
毛泽东同志是湖南的党的组织的代表。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在湖南组织了革命团体，在一九二○年又组织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于同年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任党的湖南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工作，使湖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最发展的省份之一。
党的第一次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最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
一九二二年五月，党在杭州西湖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订了党的宣言，在宣言中规定了党的纲领，批评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指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样，党就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地提出了真正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宣言的缺点，是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只是号召工人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和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这个缺点，后来就在党对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的领导工作中，被陈独秀机会主义集团发展成为严重的路线错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
党在成立以后的两年中间，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成立了公开的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广州召集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由于党的有效的活动，全国工人斗争处在很大的高涨中。在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有三十多万工人进行了一百多次的罢工。这些罢工都是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并且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在罢工胜利之后，都组织了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的工会。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在迅速的发展中，工人阶级在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就迅速而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但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就受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严重的打击。当时统治着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军阀首领吴佩孚，用武力禁止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在京汉铁路以及其他许多铁路工人实行罢工反抗后，吴佩孚就在二月七日在汉口、长辛店等地对工人实行屠杀，工人死难者约四十人，伤数百人，被称为“二七惨案”。
中国铁路工人的英勇斗争，一方面，表示了工人阶级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在反动政府的高压之下，年轻的工人斗争暂时转入了低潮。事实教训了党和工人阶级，必须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与几千万城市小资产阶级，与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并且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此以后，党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希望经过国民党来实现工人阶级与其他民主力量的同盟。国民党的前身革命同盟会，是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中的主要组织者，它在政治上是一个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联盟。在一九一一年革命被出卖以后，这个联盟中的许多力量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派则继续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斗争，并且继续受了多次的失败。孙中山曾经依靠广东的军阀作反对北京反动政府的活动，但是又被广东军阀陈炯明赶了出来，其内部更加涣散。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苏联对中国和其他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政策，“五四”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这一切，逐渐地引起了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人的郑重的注意，使他们倾向于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的革命政策。
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及使国民党改造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第三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党内的两种主要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倾向，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他们根本就没有企图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这个革命，使这个革命在胜利以后，首先就有利于无产阶级，并以无产阶级为中坚力量来掌握政权，用这个政权来保障国家在以后的发展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认为第一次革命应该让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无产阶级只能得着一些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自由与权利”，不能得着别的什么。所以他们认为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而不能站在领导地位。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再来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次革命。所以他们的主张被称为“二次革命论”。另一种倾向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关门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共产党不应当与国民党合作，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革命，国民党是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的，所以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大会拒绝采取右倾的和左倾的错误意见，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但是第三次大会对于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却没有加以应有的注意。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坚持了正确意见，反对了错误意见。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就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由于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和苏联共产党的重要援助，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集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规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办法。这次大会事实上成了革命高涨的起点。国共两党的合作，推动了孙中山、国民党左派和全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右派分子之间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广东的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事学校，举行了讨伐广东反动派的作战，在全国发起了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恢复了工人运动，并且开始了农民运动。一九二五年一月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经为群众斗争的新高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同年三月，孙中山病故。全国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革命家的哀悼，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宣传。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因为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人反英反日大罢工而爆发了。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上海租界举行了援助纱厂工人的示威游行，被上海租界英国巡捕在南京路枪杀了大批的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引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激。在以后数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继续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的示威游行，并继续遭受了英、美和日本巡捕的枪杀。全上海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举行了总罢市。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城市，在各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都举行了多次的反帝示威游行，并罢工、罢课、罢市，抵制英货日货。香港工人在总罢工之后，工人都回到广州，因而封锁了香港使之变成死港。香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人、学生和军官学校的学生，在六月二十三日举行示威游行，又被英国水兵在广州沙面开枪射击，死伤大批游行示威的群众，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在这些运动中，全国人民一致地提出了惩凶、赔偿、谢罪和收回租界、撤退外国军队等要求。在运动中，北京的军阀政府和各地军阀政府都投降帝国主义，压迫人民运动，只有当时在广东的革命政府支持了罢工工人和人民的反帝斗争，所以香港和广州的罢工，一直延长了十六个月之久。
因五月三十日流血的游行示威得名的“五卅”运动，大大推动了广东的革命化，并准备了全国的大革命。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迅速地统一了广东全省，并且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举行北伐战争，以推翻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的封建统治。北伐军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共产党人、革命的国民党人努力奋斗之下，得到伟大的胜利，使反动军阀的军队迅速崩溃。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占领汉口。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起义配合北伐军占领上海。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大大发展，组织到工会中的工人达到二百八十万，组织到农民协会中的农民达到九百五十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五卅”运动前的九百多人增加到五万七千九百多人。
但是这个猛烈发展的革命的基础，却是不巩固的。当时共产党的领导者陈独秀，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共产党人领导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战争的根本任务，一直抱着消极的软弱的态度。群众斗争特别是许多地方的农民斗争已经起来了，但是陈独秀却没有坚决的积极的政策去满足群众的要求，特别是农民的土地要求，也没有组织群众的力量去改造当时仍在反动分子手中的政权机关，建立群众的武装力量和扩大可靠的革命军队。革命在广大的北伐军中已经有了威信，但是党对北伐军的工作却没有正确的方针。共产党人虽然在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但是因为党的领导机关忽视掌握军队，真正由共产党员掌握的军队只占极小的部分，军事的实权，大部仍在旧式的军官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右派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手中。蒋介石在权力还不够大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组织了反共反苏的阴谋，利用他自己所制造的借口打击共产党在军队中和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地位；但陈独秀却向蒋介石的这种进攻作了机会主义的让步，满足了蒋介石的在军队中和国民党领导机关中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反动要求。到一九二六年底，蒋介石就以南昌的总司令部为中心与汉口的国民党左派的中心相对抗。
在一九二七年初，由于工农群众运动的广大发展及其斗争的坚决性，国民党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极感恐惧。地主阶级在乡村中受到农民运动的威胁，大批跑到城市，散布各种指责农民的谣言，使城市中到处充满了“工农运动过火”的议论，并借此而反对共产党。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紧急关头，陈独秀被反动派的气焰所吓倒，不敢采取坚决的步骤去支持与继续发展群众运动，不敢依靠正在兴起的工农运动来团结革命派，争取中间派，击退反动派。相反，他表现了极大的动摇，他也跟在反动派后面指责工农运动“过火”，抑制群众运动，特别是抑制当时的农民运动，幻想用让步和妥协的方法来稳定国民党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不离开革命的阵线，以便“挽救革命”。其结果是共产党愈让步，反动力量愈上升，而群众力量则因为共产党的动摇和抑制，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就迅速地与蒋介石勾结起来，封建地主和买办大资产阶级也以蒋介石为它们的新的政治代表，要他从内部来击破轰轰烈烈但是缺乏经验的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当时曾经有可能避免至少是减轻后来的失败，因为斯大林同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就已经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著名演说中提出切合时宜和切中要害的警告了。斯大林在这篇演说中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帝国主义假手于反革命力量而进行干涉的严重危险，真正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和共产党人研究军事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展开农村革命满足农民要求的极端重要，无产阶级起来掌握领导权的极端重要。以后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曾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所应取的策略连续地给了许多详尽的指导。如果斯大林同志的这些宝贵的意见唤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及时的警醒，那末，敌人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下子把革命打败。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表现了自己的伟大的革命天才。毛泽东同志首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关系，认识了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乃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这个问题，却是党的历次大会包括第三次大会所没有解决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四年底就着手研究湖南的农村状况和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并且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主持广东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努力于训练领导农民斗争的干部。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里指出：分辨真正的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接着他就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资产阶级，中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贫农和其他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五类主要社会力量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并且得到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按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既反对了陈独秀的只看见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而看不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了张国焘的只看见工人而看不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
为了支持在北伐战争中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斗争，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考察了湖南农民推翻地主统治的热烈斗争，写了党在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同志痛斥了党内外一切怀疑农民指责农民的论点，强调地指出：只要党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革命政策，那末，“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作的重要价值是：（一）充分地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二）指出了在农村中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三）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指出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四）着重地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因为这样，这个著作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斗争的经典文件。但是在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受到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支持，却被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所压制，没有被党的主要领导所采取，因而没有能够挽救当时的革命。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预料，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于中国革命的干涉。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伐军占领南京以后，英、美、日、法、意等国舰队就向南京开炮轰击。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示之下，四月十二日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宣布了反共。汉口的国民党左派虽然宣布了讨伐蒋介石，其内部的反动倾向也迅速增长。四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间在汉口召集了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毛泽东同志虽然参加了，但完全被陈独秀排斥于大会的领导之外，并被剥夺了在大会上的发言权。瞿秋白、任弼时等同志斥责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但是缺乏积极的办法。第五次大会虽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指示，虽然通过了斥责机会主义的决议和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但是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的总书记，而陈独秀却在实际上坚持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观点。这样，第五次大会在事实上就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接着，在五月二十一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的革命分子。七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就是这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遭受了失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对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了极大的和极重要的教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证明了以下的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原理：（一）现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来担任；没有统一战线是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统一战线不由工人阶级来领导而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是要失败的。（二）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取得了农民作为革命的同盟军，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三）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了革命的军队就没有了一切。这些教训，不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到后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表明在中国的反革命力量，首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大大地超过了革命的力量；为了战胜已经侵略中国数十年之久的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封建主义，必须经过严重的斗争；而为要胜利地领导这一严重的斗争，就不能仅仅依靠革命的积极性，而必须同时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巨大的全国革命斗争，很多共产党人在这个斗争中表现了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心和高度的组织能力，但是除了毛泽东同志等少数人以外，却没有能够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能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党的这个弱点，就使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掌握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革命指示，不能在复杂的紧急的变化迅速的革命斗争中克服机会主义的错误和资产阶级的叛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的不足，表示当时的党整个说来还处在幼稚的阶段。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是，正是在这个困难时期中，党达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熟。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一九二七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迅速发展中遭到了强大的敌人从革命内部和外部的袭击，又因为自己的领导机关的错误而不能正确地抵抗这些袭击，因而受了极严重的打击。党曾经企图挽救革命的失败。八月一日，由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在江西的南昌率领在党影响之下的北伐军三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但他们没有与江西的农民运动结合，而南下向广东进发；后来虽然保留了一小部分力量，大部分却在广东东部与敌人作战中受到了失败。自此以后，革命失败的形势已经确定。从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的屠杀开始，到革命失败后，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很多的优秀领袖，很多的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遭到了极野蛮的屠杀。全国突然转入黑暗，不但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很多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也脱离了革命，加入了党但是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大批声明退党。但是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叛变了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解决造成中国革命的任何问题。相反，由于比以前的反动统治者更加彻底地依靠帝国主义和更加残酷地镇压革命人民，蒋介石和国民党就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帝国主义者对蒋介石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让步（例如放弃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因为他们知道把这些放在蒋介石手中和留在自己手中并无分别，但是在实质上，他们对于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上升，尤其显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支配下，国民党新军阀的内战和以前一样地循环不息。工人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比以前更为严重，尤其在城市中，国民党的统治比旧军阀的统治凶恶得多。蒋介石在叛变革命以后，已经不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蒋介石发展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所以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民族资产阶级也比以前受了更多的压迫。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八年总结当时的情势说：“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种情况，正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以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的统治虽然比以前的军阀统治更加凶恶，但也有它的弱点。蒋介石统治的根本弱点，就在它的脱离人民和它的内部冲突。为了镇压人民，蒋介石的反动国家机器是比以前加强了，但是它的主要力量只能放在城市中，因而使城市的人民斗争不容易有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是蒋介石不可能在全国极为广大的农村中普遍建立强有力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各派军阀的不断混战，加重了蒋介石在这一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在受过革命影响的农村中，农民有强烈的土地要求和组织起来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经验，这是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反革命的。如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为没有正确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失败，那么，正确地完成前一个时期所没有完成的农民土地斗争的任务，就是复兴革命运动的希望所在。
在革命已经失败，蒋介石已经建立了他的彻底反动的统治的情况下，党的任务，就是要向人民指出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指出恢复革命斗争的方法，并且领导人民加以实现。而为了这样，党就需要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纠正党的领导的错误，并且迅速收集革命的力量，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和防御。这就是说，需要将党的组织一部分转入反革命比较薄弱而革命比较有基础的农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游击战争；一部分继续留在城市而转入地下，进行隐蔽的活动，以便保存干部和党的组织，保存和积蓄群众的革命力量；然后，配合这两支队伍的斗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争取革命运动的复兴。
党在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反共以后，紧接着就在八月七日召集紧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彻底地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并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一九二八年七月召集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更详细地检讨了陈独秀的错误。陈独秀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陈独秀分子在此时宣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由资产阶级的胜利而终结，资产阶级已经建立了并将巩固它的统治，中国无产阶级应当放弃革命斗争，转入合法运动，以待将来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分子由此走上了与托洛茨基分子结合进行反党活动的反革命道路，因此党就在一九二九年驱逐他们出党。
党在八月七日的会议上为了挽救革命，曾号召农民进行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之后就到江西西部和湖南东部一带地区领导湖南江西的农民、工人和北伐军各一部举行了起义，在湖南江西边界成立了工农革命军，与敌人作战。此外，党还在中国的中部、南部以及其他地方组织了许多起义，包括著名的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起义。这些起义本身都失败了，但没有完全失败，在起义中所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还留下一部分。凡是对于这一部分武装部队实行了正确领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武装斗争就得到了发展。因此，在党领导之下的革命武装，就在几个地方逐步地发展了起来。从此，就开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些部队，就构成了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即现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初的来源。
但是在革命失败的形势下，整个党的组织需要的是正确的退却，而不是继续进攻；局部的武装斗争，暂时也只能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防御。因为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为革命仍在继续高涨，拒绝承认革命的失败，党在瞿秋白同志的领导下，在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曾陷入“左”倾盲动主义，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因而使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继续受到了不少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