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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蓝 1951-06-24 00:00

一个国营工厂的党的工作——记中共石景山发电厂总支的思想教育工作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一个国营工厂的党的工作
——记中共石景山发电厂总支的思想教育工作
本报记者 培蓝
中共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总支部,经常注意对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逐步提高了党员与工人的阶级觉悟,从而监督与保证了国家生产计划的实现。
经过党内外充分的思想教育 发动全体职工减低了煤耗率
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煤耗高,成本高。去年五月,该厂实际煤耗比中央燃料部的定额高百分之五·四。该厂中共总支曾集中力量,专门解决这个问题。总支事先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向熟悉这个问题的工人作了研究。从研究分析中,确定了现在的煤耗是可以降低的,同时计算了降低煤耗的具体数字。于是提出了“为降低煤耗至每度电○·七八公斤而斗争”的口号,并号召全厂在六月份开展劳动竞赛,订立集体合同,开展合理化建议,以实现这一口号。
这时总支又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研究订集体合同问题。在讨论中,曾虚心学习了苏联先进的订集体合同的经验。苏联的先进经验是:订合同要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数参加。总支书记王自勉按照该厂工人的觉悟程度,确定了在大多数职工已懂得订合同的意义后,就可签订合同。但是有个别干部,却认为必须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职工完全懂得集体合同的意义后才能签订。这种思想虽然发生在个别干部身上,但是很值得注意,因为它是一个如何把先进经验与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问题。总支召开了总支委员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厂长刘英源说:“订合同总比不订好。”这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会议上通过了发动职工签订集体合同的决议。总支部把这一决议,先交给全体共产党员研究讨论,随后又交给全体职工讨论。有些工人说,订了合同,行政和工会就分了家;有些工人说订合同是包工活;表示不很同意。对于开展合理化建议,一部分职工思想上抵抗得也很厉害。有些人说,“提合理化建议是小米脑袋”。有些人害怕提出合理化建议后,生产效率提高了,自己可能失业。个别工人甚至去质问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工人,说:“几十年的饭碗要被你们弄掉了”。对于这些障碍签订集体合同与改进技术的思想,总支曾经进行了深入的说服教育,解除工人各种思想顾虑;坚决支持厂长刘英源的意见;又在职工代表会上,通过了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办法,打开了技术改进的门路。总支通过党员,积极推动工会,发动工人,订立小组计划;发动党员、团员学习马恒昌小组的先进经验,带头订好小组计划。总支直接领导各分支,培养典型小组,推动全厂的工作。共产党员刘德珍首先带领小组,向全厂检修小组挑战。梁凤昌小组向煤粉炉其他两班挑战。蔡学成小组向全厂运转工友挑战。个人与个人、组与组、车间与车间、值班与值班(每天三班轮流值班,每班值八小时,值班不同于一般的班)的劳动竞赛展开了,合理化建议开始出现了。这时总支的注意重点,即转入推动工会,深入检查各小组计划的执行情况,并督促行政检查工作质量。总支还利用上党课的时间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动员全体党员,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结果,煤耗以○·七六八超额完成任务,成本大大降低。汽机厂修理班刘德珍小组六月份超过计划百分之八十五·九;煤粉炉梁凤昌小组创造了十个月未灭一次火的新纪录。修理场翻砂部废品率由百分之四十降低到百分之三·五八。汽机场运行班蔡学成小组八个月未发生任何事故。六月份全月出现了一百五十件新纪录,提出九十二件合理化建议。经过这次劳动竞赛,该厂开始制定了新的生产标准;工会、行政摸着了面向生产的门路;总支则从实际经验中,进一步明确地认识了必须加强思想教育,从思想上发动工人群众,搞好生产。广大职工通过六月合同,真正认识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认识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
发动工人力量以降低煤耗,只是石景山发电厂注意思想教育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该厂总支从来就是比较注意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当然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常常需要在党内党外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以保证党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实现。
总支委员会注意研究思想情况 通过阶级教育加强了职工团结
他们常常是经过很激烈的思想斗争。例如,在该工厂接收后不久,曾经发生了如何对待技术人员问题。当时有些技术人员不了解党与政府的政策,工作上消极应付,不负责任。某助理工程师就这样说:“上班前后转游转游,四个钟头处理事务,两个钟头应付应付。”而若干党员、工人,认为这些技术人员情况复杂,自高自大,对他们采取了不理不睬甚至排挤的态度。有些领导干部,则认为技术人员是宝贝,对他们既不督促,又不批评,采取了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总支分析了干部、党员、工人与技术人员的思想情况,及时提出了团结技术人员的口号。首先在干部中进行教育,克服歧视技术人员与无原则迁就技术人员的思想,初步扭转了干部、党员和工人对技术人员的不正确的态度。同时对技术人员进行了政治教育,提高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并吸收觉悟较高的技术人员听党课,列席总支委员会。这些技术人员看到党内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普遍反映:“共产党就是严格,这样才能进步。我们要好好学习!”总支又有计划地慎重地吸收了个别已够党员标准的技术人员入党,使全体职员真正体会到“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解除了思想顾虑,工作情绪逐渐高涨,感觉党对他们是重视的。技术人员李常熹担任了汽机场主任以后,工作十分积极,领导全场创造了三个月没有重要事故的新纪录。技术员王振宇深入现场,研究碎煤机的情况,提出增加碎煤细度的意见,结果就降低了煤耗。工程师于运海主动参加五号机的大修工作,亲自动手解决了动平衡的问题。
纠正了单纯技术观点的错误 清洗坏分子保证了工厂的安全
注意了团结技术人员后,在个别领导干部中,又发展了单纯技术观点的资本主义思想。该厂六号发电机被破坏后,特别是该机业已修好,但又发现回转子内有木片的事实后,总支立即断定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十分注意,于是,就把这个问题向上级党委汇报了。上级党委同意总支的意见,当即通过有关行政部门指示该厂认真检查这个问题。但是,就在这种时候,总支委员中的认识还是不一致的。有人主张立即清查和洗刷厂内的破坏分子;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说:“我们是要政治冒险呢?还是技术冒险呢?”后一种人的意思是,如果把某些有政治问题的技术人员调出去,是技术冒险,不把他们调出去,是政治冒险。他们是主张宁可政治冒险的。总支十分严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肃格地批判了所谓“宁可政治冒险,不能技术冒险”的错误思想。党内一致认为技术必须有政治上的保证。总支把这个问题,交给全体党员和生产积极分子去讨论,征询他们的意见。总支的正确意见立即得到全体工人的热烈拥护,大家一致表示:“共产党的眼睛是雪亮的,坏家伙早就该清洗了。”而在清洗了坏分子后,工人愉快地说:“石景山是一九四八年解放的,我们是一九五○年解放的!”经过这个斗争,在全厂划清了敌我界限,保障了全厂生产任务的完成,大大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政治警惕性。
在保证党的、国家的其他方针、计划实施时,石景山发电厂总支也都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这种思想教育工作,有时是通过各种具体工作进行的,有时是通过各种运动进行的,如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总支就对全体职工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全体党员、工人经常受到党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他们的阶级觉悟很快地提高了,这就保证与监督了生产计划的实现。并且培养与提拔了一百七十多名工人干部。该厂老工人王文斌担任了副厂长,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刘德珍则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工人们说:“死机器再也不能指挥我们这些活人了。”他们真正地认识了自己是主人翁,是世界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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