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论

第5版()
专栏：

“师夷长技”论
夏东元
从反对“用夷变夏”到“师夷”的转变
“师夷长技”，原出于魏源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口号，是在抵抗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中经过政治军事实践提出的。在鸦片战争前，大清帝国的君臣们，习惯于老大自居，坚决反对“用夷变夏”，总以为天朝的一切应为“夷”所“师”，如果谁要以“夷”为师，那简直是大逆不道。鸦片战争中，英国的洋枪洋炮沉重地打击了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使亲临前线而又比较开明的林则徐认识到，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军队的“器不良”、“技不熟”；要战胜敌人，除“胆壮、心齐”而外，必须做到“器良、技熟”。他认为，如果枪炮等火器与洋人相埒，“则不患无以制敌”。于是林则徐、魏源等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逐步形成一个认识：要“制夷”必须火器能赶上洋人，要能迅速地赶上洋人，只能“师夷长技”，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从闭关锁国到“师夷”的提出，这应该说是先进的中国人要求变落后为先进、变贫弱为富强的一个重大思想转变。
“制夷”当然为人们所欢迎，但为“制夷”而去“师夷”，却是违反清王朝长期以来闭关自大的常规的，自然要被“深闭固拒，尊己而抑人”的顽固守旧派目为离经叛道而群起攻击。然而，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毕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于是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学习西学的思潮。
这种思潮的启蒙著作，当推1840年林则徐辑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他们在书中均强调“师夷长技”。尤其是魏源还设想：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建造造船厂，既造军舰，也更经常地制造商船；并建军火工厂，除造军火外，也结合制造民用器械，而且还鼓励绅商投资设厂制造工业品。如能照魏源的设想做去，不仅在战场上能战胜敌人，且可能在市场上与洋商角胜。
继《四洲志》与《海国图志》之后，留心洋事、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著述不断出现，如1844年梁廷枬的《海国四说》，1846年姚莹的《康輏纪行》，1848年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稍后出来的夏燮的《中西纪事》等。这些书涉及面较广，诸如社会风俗、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但大多着重介绍西方的技艺，并强调中国应该赶快学习这些技艺。中国必须变，必须“师夷长技”，这就是结论。但把这种认识和结论付诸实践，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时才开始的。这时，洋务企业家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创办了军用、民用等工厂企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建造船厂，以及轮船、电报、纺织、矿务等工业企业。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洋务派在实践中深感发展近代工业没有钢铁将一事无成。于是在九十年代初，除江南制造局设炼钢车间用新式转炉炼钢而外，同时又创办了以汉阳铁厂为中心兼煤铁开采与冶炼的号称东亚第一的钢铁联合企业（日本到1897年才办制铁所）。前者从1893年投产到1904年间，最高年产二千零五十九吨，最少年产十吨；后者年生产能力三万吨，但在1893年投产到1896年商办前，年产从未超过一万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化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它虽有一些成功的地方，但预期目的未能达到，所以总的说是失败的。
从师西洋长技到师日本法西洋的经验
“师夷长技”的设想，必然引伸到与西洋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追求。这就是魏源所说的在“师夷长技”中，将见“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卷二）的憧憬。这里所讲的“东海”，主要当然是指中国，但并不限于中国，至少日本等国也在此范围之内。日本在中国“师夷长技”提到实践日程的时候，也掀起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热潮，1868年明治维新是其标志。实践表明，向西方学习，日本比中国成效显著，尤其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到二十世纪初叶更为明显。于是中国一些进步而敏锐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向日本学习的主张。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为什么有成效？除在政治上设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相似的公议堂以讨论政事这一因素外，那就是由于经济制度和学习科学技术的方针较为合理。当时关心国事的人，除象主持上海中西书院和《万国公报》的沈毓桂，注意到日本设公议堂“商议要务”的效果，并作了“诸事蒸蒸日上，国家渐渐维新”的赞誉外，其他思想家和洋务企业家，大多从经济上找原因。其中有比较系统和精辟的论述者，当推进步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企业经营家郑观应。郑氏根据自己多年办洋务企业的经验，认为日本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其一是官商关系。他说：“考日本……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有保护而绝侵挠，用能百废俱举”。这就是集商股商办，官为保护，以达到有效地“效法泰西”的目的。其二是学西法的方针。郑观应对此综合概括地说：“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我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商战》，卷三）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日本以中国的“为其拙”为前车之鉴，而“彼形其巧”；另一个是，西方国家花很大气力研究试验成功的科学技术成果，日本袭取过来就用。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所以日本学西洋有了显著成效。郑观应认为，日本既然这样做有显著成效，那我们中国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呢？如果能“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同上）那时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比中国高多少，虽然“驾而上之犹反手”，看得太容易些，但“比而齐之”并不甚难。郑观应以日本为借鉴，向日本人学习“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的思想，是很可取的。再进一步，我既可“袭”西洋之“易”，更可“袭”日本人之“易”。当然，在那时向日本人学，主要还是学它学西方取得成效的经验，不是“师其长技”。
与郑观应同时及其以后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王韬、何启，乃至康梁等戊戌维新派，也大都有向日本“转而相师”的观点。于是逐渐掀起了到东洋留学的热潮，二十世纪初叶竟多达万人左右。孙中山于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他的会上表达了“转而相师”的观点。他说：“诸君之来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民报》第1号第70—71页）这与郑观应的讲法是一致的，即学日本而又“突驾日本”。这在当时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是能够办到的。
“驾而上之”的愿望远未实现
“驾而上之”有两个含义，一是郑观应、孙中山所说的学日本并“突驾日本”；二是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时的日本虽比中国先进，却远落后于欧美。“突驾日本”只是第一步，目标还是要对西方“驾而上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志于富强事业的思想家政治家们，都有这个共同的愿望。魏源的“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憧憬，是“赶上”的典型的说明。“驾而上之”的明确提出，则始于冯桂芬。他说：对于西洋的长技，“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其所以能“驾而上之”，是由于中国多才智之士，通过学习实践，“必有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至于“师夷长技”并“驾而上之”的目的，冯氏是明确的，即“用之乃所以攘之也”。这与魏源的“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的观点是一致的。
洋务派也有同样的见解。其中为学术界公认为虽有镇压人民的一面、却是一位爱国主义者的左宗棠，在创办福建船政局之初，即设想出一套“师夷长技”并“突过西人”的实践方案。第一步是仿造以尽得其技。他说：“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因为雇买仅“聊济目前之需”，自造才是永久之计。左宗棠洞察到洋人常常“以彼之长傲我之短，以彼之有傲我之无”的情况，认为只有能自造才能改变这种状态。第二步是创造以“突过西人”。左宗棠认识到，仿造不过如同“执柯伐柯”一样，所得不过彼柯长短之则，至欲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非学其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不可（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第63页）；只有精通其科技知识，并加以实践，才能有所创造，有创造才能“驾而上之”。于是在办船政局之初，即创办船政学堂，并派员到外国学习。他高兴地说：这样下去，不仅“西人所能者我悉能之”，而且“既得熟及巧生，安知不突过西人耶？”左宗棠在“师夷长技”上确有超常的战略眼光与头脑。“驾而上之”，如果说冯桂芬是较早倡议者，左宗棠则是第一个试图实践者。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驾而上之”成了先进人士的普遍愿望，而以孙中山最为突出。他1905年8月13日对东京留学生说：“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根据他游历欧美所得的经验，认为“突驾”欧美也并非难事。他说中国“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民报》第1号第71页）
在那时，“突驾”日本是容易的，但要十年二十年“突驾”欧美，撇开政治等因素，单从经济角度说也没有可能，但孙中山的愿望是美好的。
然而，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十年的历史表明，先进人物的美好愿望远未实现，相对西方说，“比而齐之”距离很大，“驾而上之”更是遥远，同日本的差距也愈拉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有种种因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未能实现社会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关于这个问题，中国近代史上先进人物是意识到的。魏源、梁廷枬等人对美国民主制“可垂奕世而无弊”之类的称许，冯桂芬的“君民不隔不如夷”的比较，以郑观应为代表的富强“必自设立议院始”的强烈要求等等，几十年舆论制造，乃有1898年康梁为首以实行君主立宪为目标的戊戌维新运动。但这个运动只有百天即告失败，乃有以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这个革命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并未改变。接着是军阀混战，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既不可能很好地“师而法之”，更谈不上“比而齐之”和“驾而上之”。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余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