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德铎 |
1986-02-27 00:00 |
新途径新水平新成就——《大唐西域记校注》读后
第8版()
专栏：书林一叶
新途径新水平新成就
——《大唐西域记校注》读后
吴德铎
季羡林同志以新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见寄，快读之下，颇有所感。
三藏法师玄奘，并不象《西游记》中的那个唐僧那样，只知道念念紧箍咒和只懂得“慈悲为怀”；事实上，他是位了不起的探险家和科研工作者，且不说他出境时的千辛万苦，到了天竺以后，所经之处的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物产交通、语言文字……，他一一都作了周密调查和详尽的记载。印度现代学者认为：“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决不会估价过高”，这一句话便概括了《大唐西域记》这书的地位和它所享有的声誉。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为《大唐西域记》下过苦功的不少，都有可观的成就。只因原书问世去今已一千多年，内容又是那样丰富，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以往的整理，似都有一定的局限，不是原书源流的稽考，便是地理方位的确定，或是各种版本的校勘等；即使是这些问题，也要经过长时期努力，才能成一家之言。以个人的精力、时间和知识范围，不可能对一本涉及面如此广泛的古籍，进行全面综合的考订。
这次季羡林同志主编的《校注》，采用的是一个与前人迥然不同的新方法——组织一批专家，各就各人的专业，对原书进行专门的整理，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最后，由季羡林同志总其成。这样，原书的校勘、注释以及译音的还原等许多方面的多年研究成果，都集中于这一本书。读者有了一本新出的《校注》，有关各学科对《大唐西域记》已进行过的考查、探索，可以一览无余。不象过去那样，要逐一去检查已有的整理本，才能获睹已经做过的研究工作的概貌。
《校注》的出版，为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一个范例，开辟了新的途径。一些重要的古籍，特别是内容繁复、涉及面广的，看来，非采用“各尽所能”的大协作办法不可。不然，同一书，既有校订本，又有注释本、考证本，难免重复，读者也不胜其负担。
正因为发挥了各专家之所长，所以《校注》所达到的水平，无论在国内外都是空前的。其中特别要称道的是季羡林同志本人与蒋忠新同志共同完成的书中梵文、巴利文专门名词的还原，在我国这是一个创举（过去虽也有人做过，但不是全书）。它为进一步了解玄奘当年采用译音所介绍的究竟是些什么，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了它的原文，就不难查考它的涵义。这样，因不懂译音的意思，将和尚师父念的咒理解成“俺把你来哄”之类的笑话，当可以大大减少。外国学者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虽然成绩卓著，从整体而言，似乎都没有达到今天的《校注》的水平。
《大唐西域记校注》，当然是我国学术界的新成就，人们往往将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与当时的形势联系在一起来看，事实也诚然如此，正因为有今天的大好形势，这一规模空前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才能顺利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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