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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03-31 00:00

畅谈“六五”大好形势 共议“七五”宏伟蓝图——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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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畅谈“六五”大好形势 共议“七五”宏伟蓝图
——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一)
“六五”成就鼓舞人心
新疆代表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说,赵总理报告中对过去五年工作的全面总结,完全符合实际。“六五”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自治区和全国一样,政治、经济形势都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超额11.1%完成年计划,比上年增长17%。农业连续夺得第八个丰收年,粮食总产99.33亿斤。工业总产值达到七十三亿元,比1984年增长21.9%。城乡流通渠道进一步畅通,物价基本稳定。财政连续四年增收,1985年比上年增长15.51%。对外开放和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都有较大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高。
上海代表朱尔沛说,“六五”期间最大的成就是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给整个经济注入了强大活力。以宝钢为例,第一期工程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在“六五”期末建成投产,已生产铁一百万吨,“七五”期间将至少提供一千二百万吨钢。这都说明,“六五”计划所取得的成就为“七五”计划打下了良好基础。
山东代表李晔说,赵总理在报告中关于“六五”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六五”期间,胜利油田的原油产量有大幅度的增长。1981年生产一千六百一十一万吨,1985年增至二千七百零三万吨。今后,我们要为早日建成第二个大庆继续努力奋斗。
安徽代表陈庭元说,“六五”时期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改革是正确的。我们凤阳县和滁县地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过七个年头,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建设的蓬勃发展,农业年年增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去年全地区粮食总产量比实行责任制前增长一点三倍,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都有很大发展,离开土地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已占全区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2.5%,人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形势确实是喜人的。
山西代表阮泊生说,“六五”时期有这么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等,基本上协调了,这是不得了的事;二是十亿人口的国家,粮食做到自给,而且略有出口,在世界上是有震动的;三是财政状况得到根本好转,去年收支平衡,这也是个大问题;四是国内政治情况总的说是好的、安定的,社会治安也逐步好转。
河南代表于黑丁说,过去我们国家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长期失调,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六五”期间经过调整和改革,提高了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明确了重工业的发展方向,理顺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农轻重的协调发展,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完成“六五”计划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七五”期间应当借鉴和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
江苏代表孙家正说,“六五”期间取得的突出成就,不仅为“七五”计划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六五”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发扬光大。最重要的经验至少有四条:(一)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不为任何个别事件和情况所左右,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二)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逐步推向深入,不因任何阻力和出现某些消极现象而动摇我们的决心。(三)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实际紧密结合,做到一致性与创造性相统一。(四)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确保改革和建设的健康发展,提高全民族的“四有”水平。
“七五”目标积极稳妥
宁夏代表马青年(回族)说,我们在“六五”计划胜利完成,“七五”计划年度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七五”计划,这本身就是我们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健康发展的具体反映,说明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健全。赵总理的报告反映了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符合我国经济建设的要求,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报告对中央《建议》中提出的基本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改革的设想,作了周密、具体的安排,内容全面,重点突出,任务明确,措施得力,步骤稳妥,指标合理,留有余地,是实现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宏伟目标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设规划。计划安排中还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既考虑到了民族地区的现状,又考虑到了这些地区的发展条件,提出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是进一步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计划。
湖南代表齐寿良说,我们对实现“七五”计划充满必胜的信心。首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从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亲身体会到,这条道路不但使我国城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且确确实实得到了实惠,生产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其次,实现“七五”计划已经有了一个稳固的物质基础。“六五”计划初期,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很多的,而现在已经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改革已经由农村向城市全面铺开,各方面事业都有很大发展,并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人才,为实现“七五”计划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再次,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随着法律常识的普及不断提高,为实现“七五”计划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辽宁代表程喜昌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鞍钢的生产和改造。两年前,赵总理视察鞍山时就原则同意鞍钢的发展计划。这次会议提出的“七五”计划草案中鞍钢又作为老企业改造的第一个重点。我们鞍山市首先要抓“七五”计划的落实,力争提前实现年产八百万吨钢、七百万吨生铁、六百万吨钢材、主要装备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末水平的目标。
要重视前进中存在的问题
吉林代表关山复说,“六五”期间取得了很大成就,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拨乱反正,端正了思想路线,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子。但是,对于前进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决不能忽视。第一,生产发展了,就忘记了1958年的教训,前一段出现的所谓“提倡能挣会花”、“高工资、高消费”之类思潮都是脱离实际的。第二,如何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把钱花在经济建设的刀刃上?对这个问题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举一个例子:1982年全国有汽车厂几十家,我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曾建议缩减汽车厂数量,计委答复说同意,而且采取了措施。而现在全国汽车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发展到了上百家。新上的汽车厂设备技术差,浪费优质原材料,去生产不能用的汽车,为什么不可以集中力量办好几个重点厂呢?另外,无计划进口汽车挤了国内市场,破坏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个问题1982年人代会上也有人提过,经委也表示同意,可是结果适得其反。第三,我们的报纸、杂志、图书等应当努力提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食粮。而在“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影响下,有的出版部门却以赚钱为目的,让一些污秽书刊充斥市场;正当的图书由于价格昂贵,令人望之兴叹,买不起。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议恢复过去的传统办法,教育书刊由教育事业费补贴、科技书刊由科技事业费补贴、文学书刊由文化事业费补贴,以降低图书报刊的价格。
北京代表侯宝林说,前几年有赤字,心里总不是滋味,一个财税大检查,就出来几十个亿,早一点检查,赤字就没那么多,偷漏税就没那么严重,偷漏税的钱相当于国家的财政赤字,真不象话。规划原则有了,措施应及时跟上,不要水过地皮湿,国家有了法,但有时处理太轻。一个人把高压线架子上的材料偷去做沙发弹簧卖,只拘留十五天,罚款五十元就算了,这种情况竟然还登报宣传。
宁夏代表马烈孙(回族)说,王丙乾部长报告中提到,现在人们对贪污有罪认识比较清楚,但是对浪费有罪,有些人就认识很差,讲得很对、很好。什么叫浪费,应该有个衡量标准。不该上的项目上了,不该进口的进了,产品质量差,人浮于事,办事拖拉,官僚主义等等,算不算浪费?有些“当官”的,浪费了,连一个两行字的检讨也不写,还照样当“官”,有的甚至升“官”,这怎么行!应该有个法,惩治浪费者。
台湾代表范增胜说,机构臃肿,学会林立,是一个问题。上海市有一个县有四十多个委员会、中心,没有必要搞那么多机构。学会林立,开会多,旅游多,花钱多,没有必要,是很大的浪费,应该很好整顿。
台湾代表陈木森说,王丙乾部长报告讲的浪费问题,讲得好,非常重要。建议中央、国务院很好抓这个问题。要制定措施,对各单位的负责人要有严格要求,并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这样,执行“七五”计划才有保证。
广东代表任仲夷说,今年是实行“七五”计划的第一年,今后的五年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和估计形势,是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胜利完成“七五”计划的重要保证。过去五年的形势确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最好的。看形势必须从总体上观察,作历史的比较和分析。如果只根据个别的、局部的或者表面的、暂时的现象做结论,就会对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引起政策的摇摆和多变,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严重的甚至不可弥补的损失。几年前,我在辽宁工作,农村刚开始实行改革,形势很好,但有的同志说“过头”了。针对当时情况,我们就曾提出:“不是主流是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我认为现在仍然可以用上这两句话。几年来,全国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这是主流。存在一些问题,只是支流,是前进中的问题。
北京代表白介夫说,赵总理的报告对统一大家在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六五”期间的最大成就是打破了过去长时期形成的经济体制的旧模式,经过摸索开始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是很了不起的。虽然改革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成就。
山东代表蒋富瑞说,要把改革坚持下去,当前要弄清不正之风与改革的关系。这个问题集中反映在领导干部对改革的态度上,大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积极投身和领导改革,工作做得较好,这些同志不搞不正之风;第二种,对改革的方针理解不够深刻,情况了解不够全面,存在官僚主义,某些事情没有办好;第三种,趁改革之机,为小团体和个人谋取私利。只要我们对问题采取分析的态度,就不会因为少数干部搞了不正之风,便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把改革与不正之风等同起来。当前,我们纠正不正之风,是为了更好地坚持改革,推进改革。
河南代表李宝光说,赵总理的报告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在回顾“六五”计划执行情况时,不仅充分肯定了成就,认真总结了经验,而且深刻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使全国人民在成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对于实现“七五”计划提出的各项宏伟目标是十分重要的。过去的教训是经济稍有好转,就搞什么政治运动,结果生产中断,经济停滞,使人民吃了很大苦头。今天,在大好形势面前冷静地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措施,这是进一步搞好各项改革和建设,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重要保证。
一定要确定适度的增长率
福建代表洪永世说,“七五”期间,要保持适当的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财力。在速度问题上,不要搞一刀切,有能力的地方可以高一些。但必须搞好宏观控制,做到固定资产投资、信贷、外汇、消费基金四个方面不突破。
贵州代表吴邦建(侗族)说,投资比重,全国是人均五百三十元,贵州是二百二十三元。加工业,边远地区还没有起步,不存在“超高速”问题。因此,建议中央对边远地区给一些特殊政策,不搞一刀切,增长投资比重。
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基建投资规模
内蒙古代表陈文孝说,几个报告都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提到重要位置,我们非常赞成,但缺乏有力的控制措施。目前有些部门对投资效益问题不重视。只是一般讲讲,浪费惊人。因此,一要搞好建设前期工作。二要改进和整顿设计勘探工作。现在由于无明文规定,许多无证的设计单位承担了项目设计,给项目建设留下后患。国家应当尽快制定政策,取缔不合格的设计单位。三要克服项目审批中的形式主义。有些单位为了批准项目,随意降低投资概算。请国家计委查一下,有多少大项目提出了可行性报告而被筛选掉了?绝大部分项目都是有了可行性报告就批准开工,审查不严。四要采取有力措施,缩短建设工期。现在有些领导不认真研究建设工期问题,随意定个“黄道吉日”。五要严格竣工验收。目前有的重大项目竣工验收不认真,有的搞不正之风,为了剪彩上电视,不组织专家审查,只请行政领导搞庆贺和吃吃喝喝,就算验收。建议成立专门机构,抓好项目验收。
山东代表魏坚毅说,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基本建设规模还没有控制住。山东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招待所,相互攀比。有不少是打着“旅游”的旗号搞起来的。一个城市近郊,盖一幢二十一层拥有一千三百张床位的宾馆,投资二千余万元,还不一定打得住。因此,需要作出一些具体规定,把控制基建规模的工作落到实处。
上海代表吴肇光说,讲控制基建规模,大家都赞成。但具体到每一个项目,阻力就很大,都说自己是重点。应该从长远和全局着眼,明确什么是重点项目。
广西代表陆伍亭(壮族)说,控制固定资产规模,我是赞成的,但要防止“一刀切”。在具体项目安排上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例如,对贫穷地区,在项目安排上就要给予适当的照顾,否则,穷的就会越穷,富的就会越富。
要重视农、林、牧基础建设
湖南代表肖泽宏说,“六五”期间变化最大的是农业,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我国农业之所以发展快,变化大,主要是中央关于农业的政策方针正确。赵总理报告中强调“七五”期间要继续重视发展农业,这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面对当前的大好形势,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纠正一些干部轻视农业的倾向。当前,要注意继续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稳定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行为。
山东代表李振说,必须进一步强化农业这个基础。“六五”期间的改革和建设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与农村改革的突破、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分不开。要实现“七五”计划,仍然必须重视农业。目前,我省的农业生产形势很好,但也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有的同志对农业生产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估计不足,对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还比较脆弱的一面认识不足,甚至做出一些削弱农业这个基础的事情。有的地方忽视粮食生产,工业上去了,粮食生产却下来了。有的地方滥占乱用耕地的情况也很严重,山东每年减少的耕地相当于一个中等县,而增加的人口也相当于一个中等县。水利设施长期失修,全省每年减少灌溉面积一百二十六万亩。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农业的发展。要使农业在原有基础上再迈出一大步,必须采取切实措施,继续加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教育,使大家认识到,解决十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不仅是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必须把以农业为基础的战略方针落到实处。要继续推进农村改革,使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江苏代表李庆逵说,十亿人口的大国,要十分注意农业问题,粮食生产不能放松。目前农村出现“地力退化,农机老化,水利恶化,种子劣化”的现象,应引起重视。近几年农田水利投资减少,农田基本建设放松,这很危险。
吉林代表邢劭朋说,“七五”计划确定的任务是全面的,但对林业建设似还应更加重视。建议将发展林业的任务和措施纳入“七五”计划。
福建代表邓超说,林区的建设应予以充分重视。现在的林业比过去有了许多的改变,但这仅仅是历史性的变化(属于生态性的变化),还不是根本性的变化。我国林业现在商品化、工业化、社会化的程度还很低。我们现在光提绿化,但绿化并不等于经济效益。林业是我们福建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但目前我们林业的优势还仅仅是资源的优势,还未转化为经济的优势。要实现这一转变要下大功夫,而这光靠林农自筹资金是不够的。国家对林区不一定要给很多钱,关键的是要给政策。我们国家林区比起一些外国来,每亩产量低得多。并不是我们自然条件比他们差,而是我们在林业政策上、林业投入上、对林业要求上的不同造成的。我们往往只要求山上有林就行,而不注意成材的质量。因此,建议中央组织有关部门专门研究这一问题,找几个条件比较好的林区,作为试点,建立林业特区。
江西代表赵增益说,“七五”计划提出,在畜牧业发展上实行农牧区并重,为此要加强南方草山草坡的开发利用,这完全符合实际。南方水热,条件好,草山草坡不下十亿亩。据专家考察论证,南方草场的产草量和载畜量要比北方草原高二至三倍,青草利用期长两个月以上,发展草食动物的潜力大。开发利用得好,加上农区充裕的秸秆资源,完全可能达到甚至超过北方四十亿亩草原的生产力。国家提出这一问题,确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南方诸省,我省草山、草坡、草洲(简称“三草”)的条件相对优越,不仅面积大,而且分布均衡,集中连片,草类繁多,开发利用方便,潜力很大。
北京代表鲍文奎说,现在农业科技存在危机,一是“文化大革命”把中央和省两级试验场搞垮了;二是都想搞高精尖,不到大地作实验;三是常规实验没有经费。建议:(1)对农业科技要有战略规划,列入“七五”计划;(2)要明确农业科技是以全国为体系,还是以省为体系。树立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的战略观点
贵州代表徐光炽说,赵总理的报告有很长的篇幅谈到科学技术问题。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科技界有三件大事,一是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二是1982年赵总理代表党中央进一步阐明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指出,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三是去年中央作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三件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吉林代表王大珩说,赵紫阳总理的报告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注意运用经济杠杆,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整体系统工程来抓,使我们受到了启示,增强了信心。“七五”期间科技经费比“六五”期间有所增加,但还不能适应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希望在科技方面能再多花点钱,使科技能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使它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保证足够的“后劲”。建议“七五”计划中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基金适当增加。此外,建议能象去年那样,在会议期间召开一次科技座谈会。
陕西代表侯宗濂说,科技进步以至整个四化建设都离不开人才培养。从我们实际情况看,目前还处于人才青黄不接,经济落后地区人才奇缺的状况。当前最重要的是树立重视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的战略观点,从实现四化的总目标讲,我们面临着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挑战,如果人才和科学技术赶不上,就很难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因此,“七五”期间,应该在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上取得决定性成就,这样才能为九十年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力量。
山东代表曾呈奎说,为了实现赵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科技方面的奋斗目标,提出三条希望:一、增加基础科学经费。目前我国用于基础科学的经费比较少,同科技经费比,还不到5%。而国际上基础科学经费最少为科技经费的12%。希望今后基础科学经费能逐年提高,最少也要达到科技经费的12%。二、科技队伍也要成立“国家队”。我国参加国际间的科技活动、科技交往比较少。希望能象体育一样,也组织国家科技队,不断扩大国际间的科技交往。三、切实关心和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中年知识分子问题,每年都有呼吁。如一般助理研究员,生活比较困难,住房条件差。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切实加以解决。
青海代表夏茸尕布(藏族)说,青海的民族教育已初具规模,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民族教育的现状还很不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与其他先进地区相比,差距相当大。因此,我们首先要提高对搞好民族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真正做到从思想上重视民族教育工作;第二,我们要管好、用好教育经费。对本地区教育现状作认真的调查研究,抓住特点,认准主要矛盾,定出切实可行的教育发展规划,把教育经费真正用在刀刃上,不搞平均主义,不撒“胡椒面”,使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第三,国家应增加民族教育的投资,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资要高于一般地区。据调查,青海牧区培养一名小学毕业生,其费用比全国平均数高二十多倍。所以,对教育投资的多少,要以每个学生的所需平均费用去衡量,而不能单纯看教育事业费的数额。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上海代表苏步青说,自费出国留学之风不可长。今后出国进修生、留学生不能不派,但出国学习后一定要能够回来。现在有些自费留学生,出去后就不回来了,甚至把老婆、孩子也带出国,影响很不好。
安徽代表张立光说,今年减少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是不合适的。教育质量不一定要通过减少招生人数来提高,不减少招生人数也能提高。
要抓好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
青海代表扎喜旺徐(藏族)说,“六五”期间,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前四个五年计划的增长速度,1985年农牧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但是,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科技文化落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落后于其它地区。所以,“七五”期间一定要抓好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一是民族地区要切切实实抓好改革、开放、搞活,在改革措施上要放得开,要有新点子,各项工作要充分考虑到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不要搞一刀切;二是要正确处理东部先进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要适当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不然同全国其它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三是国家要大力支援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特别象西藏、青海等地,国家的扶持可以说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四是要加快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培养人才,这是为今后大发展作准备的百年大计;五是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只要有利于人民富裕,有利于四化建设,就应当放手让群众去干,发挥其创造性。另外,在政策上要照顾民族地区,如畜产品和工农产品的比价、粮食供应的价格补贴、民族特需用品的产、供、销等等;在贫困地区还要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内蒙古代表李毓英说,从我们内蒙古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看,国家应制定巩固和稳定边远地区地质技术队伍的特殊政策,并鼓励内地和沿海地区地质技术人员及大中专毕业生到边远地区参加建设,切实解决他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扩大高校招收边远地区青年入学,逐步实现地质技术队伍地方化和民族化。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湖南代表耿飚说,赵紫阳总理的报告明确指出了今后的工作方向,是我们今后五年奋斗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报告既讲了成绩,又讲了存在的问题;不仅讲了问题,而且讲了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措施。与以前比较,就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现实,更加民主了。报告把思想政治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近几年来,思想政治工作讲得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不太提了,再加上一些报刊杂志上的片面宣传,引起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的思想混乱。经过各级做思想政治工作,有些地方的问题已经得到较好解决。
青海代表宋林说,“七五”计划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进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一项伟大的、艰巨的工程。改革必将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进行经济建设中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这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重要指导方针,它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赵总理的报告在讲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以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物质文明的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
江苏代表叶干运说,一定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前几年对抓精神文明建设一度不够重视,对开放、搞活中出现的问题,未能及时采取措施,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有所抬头。最近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开始扭转,建议要继续抓好,尤其要加强对好典型的宣传。不抓精神文明建设,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就会毁了一代人。
北京代表雷洁琼说,“七五”计划重视自然科学,这是对的;但没有提到社会科学,这不全面。自然科学是讲物的,社会科学是讲人的,自然科学也要靠人掌握,两者不能偏废。报告提出,“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我认为还应加上抵制封建主义,因为不正之风很多是受封建主义的影响。
辽宁代表崔德志说,“七五”计划草案第五十三章第一节关于文学艺术方面,写得比较抽象,没有具体的措施。建议加上几条或至少加几句话,如写明怎样投资,如何保证文学家、艺术家安心创作,提高文学艺术作品质量等。
四川代表田景琦说,现在职工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一部分职工主人翁思想淡漠,有“向钱看”的思想。有的单纯追求文凭,说什么“生命诚宝贵,文凭价更高”。还有的对开放政策、工资政策、合同工政策等不理解。应当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方面,我们要很好地发挥企业职代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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