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公司”该不该办？

第4版()
专栏：

这样的“公司”该不该办？
本报记者　李德民
首都北京，高楼林立。在建国门南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三间低矮的平房，挂着“北京市三·八家务服务总公司”的牌子。这家公司，是北京市妇联为城市居民介绍保姆开设的。在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时候，它同主办单位——北京市妇联脱钩了。现在，它的命运如何？它挂了块“公司”的招牌啊！
过罢“三·八”，记者就“家务服务总公司”的事情两次走访市妇联。谈起公司的事业，妇联的同志眉飞色舞。1983年年底，为了解决妇女家务重、孩子入托难的问题，经市政府批准成立了这个公司。两年多来，她们为一万五千户介绍了一万一千八百名保姆。在学校寒、暑假，还介绍千名大学生到八百户人家当家庭教师或做家务。
妇联的同志提供了几个数字，说明北京保姆问题的紧迫：北京二百六十多万户，其中七十六万户是双职工，幼童入托率仅38％，不少年轻的母亲请长假在家带孩子，还有病人、老人、出国人员家里有许多困难。据抽样调查，北京需要四万多名保姆。现在请保姆的，不象过去只是极少数高级干部、知名人士，现在到妇联请求介绍保姆的，有领导干部，有专家学者，更多的是双职工的年轻夫妇。以去年为例，在请保姆的居民中，工人和一般干部各占30％多，知识分子和个体户各占百分之十几，郊区农民请保姆的也不少，占7.8％，这是近两年的新变化。
据妇联的同志介绍，这些保姆一般是二十五岁以下的农村姑娘，来自皖、苏、冀、豫等地，大多有初中、小学文化，除了食宿，一月低的收入二十五元，高的四十多元，平均三十元，总收入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城当保姆，为的是挣一些钱，为家里盖房，为哥哥娶妻，为弟弟上学，为父母还债，有的是为了进城开眼界，见世面，还有的背着书包当保姆，白天干活，夜晚复习，准备高考。用户乐意请公司介绍的保姆，因为她们持有当地政府介绍信，有医院体检表，还可签合同，双方心中有底。
记者在公司门前目睹了用户的焦急和热情，也目睹了保姆的自尊和大方。有位年轻的建筑工人，家中有个六个月的小宝宝，他说，管吃管住，工资三十五元，孩子带得好，额外有奖。他说：“有了保姆，我爱人上班一月可拿一百多元，我们两口子收入四百来元，保姆请得起，没有困难。”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显得比较拘谨，还有困难。他们付不出较高的工资，又急需保姆。这些来当保姆的农村姑娘，衣着都很时髦，她们谨慎地进行比较和挑选，掌握着干或不干的主动权。据公司的同志说，她们为一位炊事员介绍了一位河北姑娘小刘当保姆，照看他家有残疾的孩子。小刘对炊事员的工作支持很大，被公司评为优秀服务员，出席了妇联在首都剧场举行的庆祝大会，家乡党组织结合她在京的表现，正考虑吸收她入党。
公司的事业是兴旺的，妇联的同志也有一些忧虑，她们面临许多困难。一是没钱，介绍成一个保姆，用户和保姆各交押金和登记费六元，公司的房租、水电、临时工工资每月需开支二千多元，这就需要至少介绍成一百七十个保姆。二是没房，三间平房是租的临时建筑，许多手续只好在街头办。妇联想对保姆作些烹调、缝纫、带孩子、用电器的短期培训，还想到外地组织保姆和加强同用户的联系，都有困难。没钱、没房还不太在乎，最头疼的是挂了“公司”的牌子，心里不踏实。她们说：“当初如果起个服务站、介绍所之类的名字，就可免掉许多麻烦！”办这公司，妇联的干部没得一分钱，鞋子磨破好几双，还提心吊胆，怕说不符合政策，违反规定，更怕在整顿公司时“一刀切”，把这只服务不赚钱的公司给“切”了。现在，妇联的干部和公司是脱钩了，但脱钩给公司的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干部不属妇联编制，没有地方开工资，妇联又不能瞅着公司不管，她们还操着公司的心，办着公司的事，不过得拐弯抹角想点办法。
“这样的公司该不该办？”我觉得答案应该说是明确的：这样有益于社会的公司应该办，它不属于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应该办得更好，应该受到主办单位更有力的领导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