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光绪评传》

第5版()
专栏：书刊评介

读《光绪评传》
孔祥吉
在清朝十个皇帝中，光绪皇帝是人们谈论较多的一个。光绪既非名震遐迩的开国之君，也不是政绩赫赫的中兴之主。然而，晚清以来，人们却对这个衰世的帝王有过许许多多的评论。先是亡命于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称颂其“舍身忘位而变法”的无上圣德，继而又是章太炎一帮人，批评变法“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建国以来，有关光绪评价的论文也有数十篇之多。但是，除了本世纪初日本的大久平治郎写过一本名曰《光绪帝》的小册子之外，还不曾有过一本象样的传记。孙孝恩同志新近完成的《光绪评传》（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缺。
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可称为《评传》的特色之一。近年来，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对于光绪的争论十分激烈。一种意见认为，光绪在百日维新过程中，表面上接受了维新派的主张，实际上还是走的张之洞等洋务派的老路子。作者不赞同此种见解，但并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着重分析了《马关条约》签署后瓜分豆剖、危如累卵的时局。光绪由愤不欲生，进而到拔擢新进，锐志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他在政治上同情维新派，支持开制度局于宫中的建议；经济上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甚至于连枪炮船械亦允许民间设厂自造；在新旧两党壁垒森严的对立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新派一面，冒着很大风险惩处了愚谬守旧的许应骙、怀塔布等顽固派，甚至将李鸿章等洋务大员逐出总理衙门。于是，作者得出结论：光绪身上尽管还有封建阶级的印迹，但其行动却顺应救亡图存的历史潮流，是维新的皇帝。作者结论是否正确，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商讨的学术问题。而这种心平气和地进行探讨的文风，无疑是应该提倡的。
历史唯物主义历来强调，在评价事件与人物时，应该注重具体分析，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力图避免那种“爱则欲其扬，恶则欲其抑”的倾向。《评传》是力图这样做的，这可由作者对义和团运动中光绪的评价得到证明。
近代中国民族灾难极为深重，时常遇到帝国主义列强入侵问题。统治阶级内部常常出现主战与主和之争。一般说来主战派是爱国的，主和派是卖国者。甲午战争中的帝后党争即是如此。然而，这种划分并非一成不变的。作者在分析义和团运动中的光绪时，认为从阶级地位来讲，光绪与慈禧在敌视人民群众这一点上并无根本区别，但是，光绪反对在兵力“不足恃”的条件下与八国同时开战，不主张“以民命为儿戏”，力图通过议和维持现状。这意见比慈禧、载漪等人不考虑给国家和民族会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一味以开战而“快其私愤”的颟顸做法就高明得多。作者认为，处于逆境中的光绪，面对列强交迫、大局垂危的严重局面，仍“宵旰忧劳”，不时流露出欲强盛中国的宿愿，仍不失为一个开明帝王。这种分析充满了历史感。
在写作技巧上，作者不仅仅局限于评论一个光绪，而是对其周围的人物也用一定笔墨进行描绘。如甲午战争中既写翁同和，又写李鸿章，戊戌变法中既写康有为，又写他的对立面慈禧及荣禄等人物。作者将光绪放在这种不同政治派别人物的尖锐剧烈的冲突中，加以鉴别述评，既揭示了光绪“不甘作亡国之君”，欲将旧法尽变，将老谬昏庸的大臣尽行罢黜的积极奋进的一面，又分析了他生性怯懦，虽有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的念头，却无勇气冲破旧的封建樊篱，关键时刻不敢“有拂圣意”的历史局限。作者对次要人物的评论着墨不多，但却收到了烘云托月功效。
《评传》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史实，似乎还应进行更加缜密的考订。即以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而论，作者经考订认为，是书戊戌正月“得达御览”，光绪读到不忍见“煤山”前事及“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时，更触动了他的忧危之心，激励了图强之念，且谓“非忠肝义胆不顾生死之人，安敢以此直陈于朕前乎”云云。其实，这很可能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的附会之说，虽然长期被史家采用，流传甚广，却很难说是信史。据《杰士上书汇录》及总理衙门王大臣《代递折》记载，《第五书》由于守旧大臣的阻隔，似乎并未达于朝，光绪何以得见？再有光绪赐康有为“密诏”亦有类似情形。
光绪在紫禁城度过了三十多个寒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史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光绪朝的文献。《评传》作者倘若能从这些浩如烟海的档案史料中，提炼出有关光绪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对若干章节进行补充订正，无疑会使这部人物传记更加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