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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翎 1986-03-31 00:00

后来向上——读1985年《中国作家》的几点印象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后来向上
——读1985年《中国作家》的几点印象
蓝翎
文学刊物如林海,大型文学刊物如林带,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葱郁繁茂。
大型文学刊物的大量出现,是新时期文学运动特点之一。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前,引人注目者只《收获》一家,孤树不成林,形单影只。“文革”以后,《收获》重出,其他先后拔地而起的,不下几十家。其中当以《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在竞赛中居优势,但其他各家,亦时有新星升起,重头作品问世。办文学刊物如无终点的长距离赛跑,谁也不一定能期期领先、年年领先。然而对于后来者,却不能不说是具有一定的威胁。
先行者有创业的艰难,后来者有追赶的不利。谁想一出现就“后来居上”,似乎没有那么容易,但“后来向上”却是每家新刊物一开始就应具备的品格。特别是在有的刊物一味向歪向邪向下的乱风中,后来向上就是最稳妥的立足之点、起步点,也是将来有可能作为“后来居上”的潜在动力和雄心壮志。
《中国作家》对于诸大型文学刊物来说是后来者,1985年2月才出创刊号,至今刚过一周岁。当我重新从第一期翻览一遍,结合已有的印象,觉得它是相当稳定地体现了在创刊号《致读者》中所阐明的主张的:“我们的刊物当然不想使自己具有”“四平八稳、但求无过”的平庸形象。把它同其它文学刊物从总体上作比较,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后来向上。
《中国作家》“以刊载中、长篇文学新作为主,而又兼及各种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和体裁的作品”。仅就中篇小说而言,一年间就发表了不少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冯骥才的《感谢生活》、阿城的《树王》、陆文夫的《井》、贾平凹的《商州世事》、张炜的《童眸》、高晓声的《觅》。当然,还不止这几篇。我这里不想多谈这些作品本身,而是从编刊物的角度看,能经常保持有相当思想艺术质量的作品,它本身就体现了刊物水平的稳定性,在稳定中争取逐步向上。
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有意安排,《中国作家》第一期的首篇作品就是冯骥才的中篇小说《感谢生活》,写一个青年画家华雨夏在苦难的逆境中仍诚挚地不断发现生活中的美和创造艺术的美。以我读后的主观感受来说,无论顺境或逆境、顺风或逆风、安定或动乱,永不停息的生活巨流——历史潮流永远是淘金的筛子,筛出的是真金。生活筛出了艺术家,艺术家通过生活认识了人民,认识了民族,认识了历史,从而以自己心灵的花朵回报了人民、民族和历史。在创作和评论中,不是动不动就要提到“哲理的高度”加以俯视吗?如果从作家和生活的关系来说,我看“感谢生活”就颇具哲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作家,哪一个不是生活造就的——正如“时势造英雄”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几代作家,又有哪一个不是生活造就的?谁不该“感谢生活”?当代一大批经历了坎坷折磨的中年作家能复出,并很快拿出作品活跃在文坛,一大批经历了“十年浩劫”的青年,觉醒后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加入了作家队伍,这既应感谢过去的生活——不是感谢错误本身,也应感谢现在的生活,甚至更应加倍地感谢。《中国作家》把这篇小说当作创刊的头条推荐出来,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近几年来关于生活的种种不恰切议论的正面回答:生活对于作家的产生和作家的成长是根本的。
还有陆文夫的中篇小说《井》,一出现就获得广泛一致的好评。主人公徐丽莎的一生,经历了建国后种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直到新的历史时期,仍然争取不到专志于事业和家庭幸福的权利,于是带着悲愤投井而死。徐丽莎的悲剧,使我想起老解放区的一首歌:“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解放后,我们并没有从精神上彻底填平这眼封建主义的苦井,致使“最底层”又新增添徐丽莎的冤魂。说这里的“井”是象征也好,是别的什么也好,总之是写出了现实的真实感和历史的深厚感,刨出了阻碍生活前进的一条非常长的老根,即历史上渗透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中的封建意识,到今天仍潜在地毒害着人的灵魂,吞噬着弱者的生命。当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意图不等于刊物编辑的思想。但是,编辑把什么样的作品推荐给读者,却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判断编辑的文学主张。我所以举出《感谢生活》和《井》两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中国作家》是有意识地组织、提倡、鼓励作家,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和风格,真实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变革和走向,使读者认识生活、热爱生活,从而也更加热爱反映生活的社会主义文学,通过文学的领悟而“感谢生活”。《中国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同某些刊物和创作思潮的明显区别,就在于引导作者和读者更加自觉地同生活保持密切的血肉关系,以“感谢生活”的主动精神,推动现实生活的发展,而不是把生活看作是束缚自我选择的老茧加以咬破。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神圣职责。
《中国作家》虽以发表中、长篇作品为主,但并不轻视其他短小的文学形式和体裁。一个刊物,以什么文学形式为主或侧重什么,决定于它的整体规划,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其他形式都作为“主”的陪衬,而不精心经营,那种编辑的眼界和心胸,不能不说是相当偏狭的。不同的文学形式和体裁,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各有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谁也不是为陪衬谁而存在的,只有各以自己的特点争芳斗艳,才能显示出文坛繁花似锦的胜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在有的文学刊物的编辑实践中被忽略了、轻视了,以至有的文学形式经常以敬陪末座的面目出现,聊备一格,勉强凑合,实际是在糟蹋这种形式。不知道《中国作家》的编辑家是否注意到时下编辑工作中的这种缺陷或疏漏。而从我读该刊的感受中,的确看到有两个栏目力求在“兼及”的范围内办得有特色,能使喜爱这些形式的读者获得高水平的欣赏。
第一个栏目是“散文”。一年所发散文,多为有份量之作。特别是老作家冰心的《关于男人》三篇“系列散文”(作者几十年前有名作《关于女人》,《关于男人》当是与前者对应的著作),写人朴实自然,读后觉得她写的那些人就在眼前,各有其面,各有其性情,“不隔”,远胜于那种如隔雾看花的中长篇作品。如果把朴朴素素、扎扎实实,不矫情、不卖弄,文笔如行云流水,语气如闲聊家常,看作“五四”后散文的优良传统之一,那么以巴金、冰心老人的散文为示范,我以为《中国作家》是有志在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的。当前小说刊物发行量下降,散文刊物却反而上升,恐怕不是读者避实在而求“空灵”,恰恰相反,是弃空花而摘实果。《中国作家》散文栏之受欢迎,当与读者的这种兴趣流向有关,或者说它及时地为推动这种流向尽了一把力。
第二个栏目是“作家写作家”。作家写作家,自古就有,当代文学刊物上也有这种文章,而作为刊物的专栏,却是《中国作家》率先倡导。作者或为小说家,或为散文家。不是传记,却有传记性的清晰轮廓。不是评论,却道出了对作品的浓烈感受和冷静判断。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画龙点睛。剖析性格如抽丝,透视心灵若探海;描风流满纸烟云,传语言声犹在耳。糅多种文体的因素为一,读来有趣,其效果如当代的“世说新语”,留下的是活脱脱的印象:这一个。但正是因为作家善用笔,若胡吹瞎捧或随意性地乱扯起来,其“巧妙”更甚于拙劣的电视广告,不可不多加留心。而有的不那么严肃的文章也送到读者手中,恐怕是编者重作者之名超过了重文章之实。若不谨慎,这一栏很可能先倒声誉!
《中国作家》创刊虽只一年,要想全面地探讨其成败得失,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作为一个读者,我的感受只能说是几点印象。但是,我赞成该刊主编冯牧同志在新春伊始提出的主张:开拓一条“曲高和众”的道路(见1986年第七期《文艺报》)。我认为,在人民群众已是主人的社会主义时代,离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文学战略,孤立地强调“曲高和寡”是不明智的。因此,我祝愿《中国作家》在“和众”的广阔道路上更向上,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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