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尊——访南忆事

第7版()
专栏：国外见闻

文人相尊
——访南忆事
郑恩波
我和老所长水夫同志结束对南斯拉夫访问的前两天，有机会与南斯拉夫当代的大作家、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副院长安东尼耶·伊萨科维奇会见，并谈到了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伊萨科维奇是当今南斯拉夫文坛上知名度很高的作家。远在五十年代，当现代派作家的园地《作品》出现于南斯拉夫文苑时，他就成了这家杂志的主编，被推崇为现代派文学的领袖人物之一。而年富力强的巴拉维斯特拉，是位极为活跃的评论家、文学史家，著有《文学的题材》、《战后塞尔维亚文学》等学术专著。六十年代，当一大批现代派作家团结在《作品》周围，同团结在《现代人》周围的另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年方三十的巴拉维斯特拉，勇敢地担起了《现代人》主编的重任。五六十年代的南斯拉夫文坛是很不平静的，现代派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论战，伊萨科维奇和巴拉维斯特拉，正是这两种对立的文艺思潮的头面人物。我们想，往昔磨擦的影子肯定是不会完全消除的，甚至彼此还可能记恨结仇呢。然而，几天前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的女秘书佴文佳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伊萨科维奇和巴拉维斯特拉不要说现在，即使在论战十分激烈的当年，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如今，他们在一个单位工作，合作得很好。
“他们是自愿到一个机关工作的？”我好奇地问佴文佳。
“那当然！”
第二天，天气非常好，渐近中午时，浓浓的冬雾象幕布一样揭开了，依然还很耀眼的太阳，在我们身上洒下暖融融的光束。我和水夫同志按约定，准时去拜访伊萨科维奇同志。
他年过六旬，但看上去不过五十岁的样子，满面春风，精神矍铄。见后，他一边把复印好的巴拉维斯特拉的文章放到我们面前，一边大为动情地说：
“这是一篇好文章，作者巴拉维斯特拉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说您们也知道，在当代文学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分歧，为了探讨文艺理论问题和创作规律，我们争论了好多年，但彼此从未伤过感情。曾经对立过的《作品》和《现代人》，都刊载过很好的作品，也发表过很差的作品。今天我们评论它们，不是用现代主义或现实主义这些标签为条件，而是以作品的质量为标准。在文艺领域里，不能以势压人，我们提倡多种思潮展开竞赛。作家、艺术家应该在总的一致的目标指导下互相尊重，而不应当彼此鄙视。谁也不要以为真理都被自己占有了。一个作家、一种文学流派，在前进的征途上，如果能向真理靠近一步，就很不错了。巴拉维斯特拉与我的观点不尽一致，但这不能说明他没有真理，因此我历来都很尊重他，赏识他……”
十几天来，生活在友好的气氛中，我和水夫同志总有一种醇酒饮过之后醉意迟迟不消的感觉，这一次伊萨科维奇的盛宴和难得的谈话，使我们的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我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伊萨科维奇同志。可是，从那时候起到现在，他那席富有真知灼见的谈话，仍然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们想，今天的南斯拉夫文学，之所以能成为集积世界各种文学流派之所长的文学，南斯拉夫文艺界之所以很少有过错案，这固然与南共中央执行的艺术民主的政策有直接关系，但是，文人们彼此互尊互爱，大家共同努力形成一种和谐、宽舒、友好的气氛，恐怕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此次我们访问南斯拉夫的收获是很多的，每当我向朋友和同行们讲起观感时，总愿意把伊萨科维奇对一个与自己见解不同的评论家的公正评价作为楷模介绍给大家，我以为仅这一点就足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美好心灵和崇高的文德。
我回国后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伊萨科维奇寄来的一个邮包。我想，这肯定是他的新作。可打开一看，原来是我渴望了几年的巴拉维斯特拉的《战后塞尔维亚文学》。书中还夹有一封信，信中写道：“最近我跑了几家书店，怎么也没能找到巴拉维斯特拉的《战后塞尔维亚文学》。现将此书初版时作者赠给我的这一本寄送给您，愿它能对您的研究工作有所补益……”
我无法描摹此时此刻我无限喜悦、激动、感奋的心绪。信手提笔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写了四个大字：文人相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