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诺贝尔文学奖

第7版()
专栏：

谈谈诺贝尔文学奖
李文俊
漓江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要评价这套丛书还得从诺贝尔文学奖说起。
从1901年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算起，已经过去了八十五个年头。这期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别的原因，奖金有七年没有颁发；但是又有四次，奖金由两位作家平分。因此，获奖者到去年的法国小说家克洛德·西蒙为止，一共是八十二位。对于这些作家是否真正符合获奖标准——是“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如诺贝尔在遗嘱中所规定的那样，历年来差不多都有争论。而八十二人以外的许多作家——人们常常提到的名字有：托尔斯泰、左拉、瓦雷里、高尔基、鲁迅、乔伊斯、马尔罗——为什么没有授奖，种种议论，更是年年都有。争论到今天，能为大家接受的结论竟是这样一句有点象格言的话：获奖者未必伟大，未获奖者未必不伟大。
的确，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没有可以议论之处的。例如，八十二个人中，瑞典作家就有六人，以致后几次每逢瑞典人得奖，人们都戏称之为“家庭事务”。瑞典之外，挪威、丹麦各占三人，芬兰、冰岛各占一人，北欧获奖者总起来竟有十四个之多。北欧地处欧洲一隅，文学纵然再发达，得奖者占这么大比例总给人一种失重感。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亏得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大提倡，人们才对北欧文学有较多的了解。这无论如何还是一件好事。何况基金是北欧人设置的，提掖本地区的文化，即使热情稍嫌过分，也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北欧之外，还注意到了中、南欧与东欧的文学，使我们得以熟悉显克维奇和安德里奇的作品，得以知道埃里蒂斯和塞弗尔特的名字。我们也因此更加坚信，各个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如果北欧地域倾向严格说不能算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缺点，那么，对于西欧（包括北美）获奖者过于集中这一点，主管颁奖的瑞典皇家文学院恐怕就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了。八十二人中，法国作家占了十二人；英国八人，加上两位爱尔兰作家，一共十人；德国八人，美国也是八人；意大利、西班牙均为四人。这些获奖者多数都是大作家，但是也有一些（特别是开头若干年的获奖者），在当时也未见得很突出，今天看来，更显得卑琐平庸，足见评选者有时还缺乏高瞻远瞩的大批评家眼光。可是，另一方面，世界上更为广袤的地区，尽管不缺乏优秀的文学，却始终没受到重视。亚洲迄今为止只有印度的泰戈尔和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奖，加上1966年与人分享奖金的以色列人阿格农，勉强算三个。非洲则一个也没有。难怪日本有人直率地指出诺贝尔文学奖有“西欧中心主义”的偏向。对于拉丁美洲文学，瑞典皇家文学院也是较近以来，才改变对它的冷漠态度的。从1945年起，总共有四位拉美作家得奖。象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得奖，固然使他们的声誉得以提高，但诺贝尔文学奖何尝不因此增加了自身的光辉？这样的工作多做几件，定可增强诺贝尔奖的权威性。
今天，诺贝尔文学奖的主管者认识到，他们应该象注意拉美文学一样地注意亚非文学了。据报道，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长拉斯·吉伦斯丁去年在访问日本时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表扬非欧洲的文学，比如亚洲和非洲的文学。”他又说：“我们在从世界各国收集有关现代文学的信息。但是，文学不同于科学发明，语言是一堵厚厚的墙壁。对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非洲文学，我们是注意的。可是苦于没有好的译本，而文学作品却又需要通过阅读来作出判断。这真是个难题。”
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位负责人承认语言的隔阂是个问题，对于思想、感情的隔阂并未涉及。其实，正是后面这个因素，更大地影响着评选。从本世纪初不公平地对待托尔斯泰与左拉时起，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据文献记载，当年的诺贝尔奖的负责人说，托尔斯泰之没有入选，是因为“他对道德表示出怀疑的态度；作为一名文学家，对宗教缺乏深刻的认识，他居然还批评《圣经》”。从1923年起，高尔基几乎每年都被提名，可是主管者却以“和他祖国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活动”等为由，不予推荐。诺贝尔文学奖不授予高尔基，却在1933年颁发给了长期居住在巴黎的布宁。布宁固然有一定的文学成就，但毕竟不属于苏联文学的主流。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索尔仁尼琴，这显然带有使苏联当局难堪的政治目的。当时的苏联报刊纷纷指责诺贝尔文学奖是冷战的武器、中央情报局的御用工具。这固然是一时的激愤之言，但是诺贝尔文学奖未能严守原定宗旨，恐怕也是事实。
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授给过一个中国作家，这本不值得细较。但是它在1938年却授给了一个美国的所谓“中国通”赛珍珠，理由是她
“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的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绘，以及她的传记性的杰作”。如果为别的原因把奖金授给赛珍珠甚至授给任何一位更蹩脚的作家，中国人可以不置一词。可是偌大的中国仿佛没有一个够水平的写农村生活的作家，竟需要有人来代表，这种行事方式未免过于骄横。鲁迅就曾说过：“她（指赛珍珠）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信）。时至今日，赛珍珠的作品是否有文学价值，已无需多费唇舌：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的考虑欠当，却已经成为定论。
总之，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奖金，它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是它的判断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可能反映了世界文坛的真实情况，也可能没有。何况文学艺术不同于体育竞技，衡量高低优劣的绝对标准是没有的。我们没有必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过重，更没有理由把夺得诺贝尔文学奖视为登上世界文学高峰的同义语。对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可以学习参考，却不必模仿。中国作家只要写出了高水平的作品，世界读者的心中还是有一杆“公平秤”的。
以上所述，接触到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工作中的一些偏差，这并不等于说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成绩。八十多年来，这个奖金评选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他们当中有罗兰和法朗士，有叶芝和肖伯纳，有托马斯·曼和海塞，有福克纳和海明威。即使不以文学创作闻名的获奖者如罗素和丘吉尔，也都有隽永、雄辩的小品或演说词可供欣赏。诺贝尔文学奖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世界文学。许多作家把得来的奖金捐作基金或奖金，鼓励了他们本国的青年作家。我们倘若顺着获奖的优秀作家的次序，读他们的作品，大致可以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发展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他们的作品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他们的感性与艺术手段丰富了人类的心灵。因此，无论是作为学习资料还是参考文献，我们都有必要按读者的需要，区别轻重缓急，把获奖作家的优秀作品译成中文，介绍进来。这个工作，五四以来就一直有人在做。有不少作品还是我国介绍在前，作者获奖在后。其中的一些译品，如《约翰·克利斯多夫》和《苹果车》，出自傅雷、老舍这样名家之手，已经溶入中国文化，水乳难分。但是过去的介绍比较零乱，评论方面也不够深入。五、六十年代获奖的作家，更是介绍得不多。漓江出版社有鉴于此，在草创伊始即决定出版一套规模较大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套书每辑十本，第一辑已经出齐，第二辑也在陆续出版。假以时日，这套较全的丛书会给我国的读书界提供一个饶有特色的小文库，当不是梦想。这套丛书所组织的译者据我所知都是有专业修养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多方搜集资料，潜心研究，写的前言序言都有一定学术水平。每部作品也都附有授奖辞与受奖演说，另外也尽可能附上作家生平年表、自传一类的有关资料。编者替读者设想，可谓周到。对于漓江出版社的编辑，我作为一个同行，由衷地感到钦佩；作为一个读者，我又因为能得到这么多优秀的读物而产生深深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