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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08-31 00:00

文化生活动态

第3版()
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日本进步文化工作者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
上海市文艺工作者工会在今年二月所通过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行动纲领和致日本文艺工作者的信,已由日本东京进步文艺杂志《人民文学》四月号发表,该刊并广泛征求日本进步文化工作者的“读后感”,在该刊五月号即发表了十五位进步人士的意见(其中有作家金亲清、德永直等四人,评论家淡德三郎等五人,画家铃木贤二等三人、歌唱家渡边顺三、科学家福岛要一和剧团工作者一人),一致对上海文艺工作者的呼吁表示响应。他们表示: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是破坏亚洲和平,夺去日本民族独立的行动。是让日本人民充当侵略炮灰、充当侵略亚洲的工具,日本的文化工作者应和全世界人民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而斗争。他们虚心地检讨了自己过去的工作,并决心学习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八月二十一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十五封意见书所包含的重大意义。还指出日本《人民文学》登载上海文艺工作者的纲领和信件,并广泛征求和发表日本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意见,这一连串事实都证明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不但不能阻碍中日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而且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目的之下,这友谊与团结更迅速地成长和巩固起来了。
新中国文学在日本受到欢迎
由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日本人民不但热烈地学习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同时也很重视中国人民文艺的新成就。目前,在日本研究新中国文学的团体,有日共中央领导的“新日本文学会”,“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人民文学社”等。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被译成日文。“新日本文学”上曾发表了周扬同志在全国文代大会上的报告,以及中华全国文联比较重要的文献等。日本文学界在讨论文学如何有效的为政治服务,涉及“日本文学的方向”论争时,《人民文学》杂志上特别介绍了我国一卷四期《文艺报》上发表的,关于是不是可以描写小资产阶级的作品的讨论文章。日共中央机关刊物《前卫》发表了毛主席的“实践论”以后,更引起日本文学界广泛的讨论。作家岛田政雄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篇“实践论”与文学的论文中,指出了日本一些文艺作品和“实践论”的关系,同时更尖锐地指出日本文坛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的倾向。“实践论”在日本的发表,使日本文学界向前跨进了一步。日本文学界也大批的出版了中国的许多名著。小说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鲁迅的作品,很早就受到日本文学界的推崇,战争时期已出版了《大鲁迅全集》。诗歌方面,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艾青、马凡陀的诗歌等,都得到日本文学界的普遍好评。新中国的戏剧,也给了日本戏剧界极大的影响,岛田政雄在一九五○年七月号《剧场》上介绍了“中共的戏剧政策”一文后,日本戏剧界就喊出了到工厂、到农村巡回演出的口号。去年中国留日同学会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引起了日本戏剧界的注意;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日中友好协会”的《年青的俩个人》秧歌剧的上演,更使他们感到学习自己的民族形式的重要。特别是中国文艺界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表现,更给日本文艺界很大的鼓舞。这说明了新中国的文学艺术正在影响着整个的日本文坛。
《天津文艺》不向通俗化地方化方向改进是错误的
全国许多省市出版的文艺刊物都已根据中央调整文艺刊物的方针向通俗化、地方化的方向进行改革,但有个别的省市文艺刊物,迄今尚未看到有什么改变。如八月份出版的一卷六期《天津文艺》月刊,就丝毫没有改变方向的模样。这期刊登了两篇翻译小说,一篇谈论美国没有文化的内容错误的论文,一篇报告文学,几篇散文等等。这些文章既不是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内容大部分也没有紧密结合天津人民当前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可以想像该刊的读者不可能是广大的工人和其它劳动人民群众。作为天津市的文艺刊物,不面向天津市的工人及其它劳动人民群众,不切合实际的指导当地工人群众的文艺创作和活动,不供给群众文娱活动所需要的演唱材料,而向大型文艺刊物看齐,这种编辑方针是错误的。
天津市文教界学习《武训历史调查记》澄清了混乱思想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发表,引起了天津市文化界和教育界的重视。大家一致认为《武训历史调查记》在澄清文教界的混乱思想上,有着极大的贡献。
《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以前,很多人由于对武训历史的了解不足,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例如南开大学滕维藻教授说,武训的“苦行”曾使他在批判武训时感情上有所保留,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后,才真正地认识到“武训对待农民的卑劣行为,而彻底地解除了对于武训的温情主义,不再同情他了。”同时,很多人认为《武训历史调查记》发现了宋景诗这一英雄,它不但更清楚地照出武训的丑恶面目,并且使他们进一步地认识到所谓“教育救国”论的本质。例如,南开大学高殿森教授说:“张伯苓的兴学动机,也只不过是作文化生意;他在精神上不知向军阀、官僚、富豪叩了多少头。”南开大学杨敬年教授说:“过去自以为是超阶级、超政治,实则是“助纣为虐”;说得客气些,也不能不是曾经起了粉饰太平的作用。
但是,在目前,天津文教界也还存在着以下两个主要的问题。即在文教界外部,如何继续肃清《武训传》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在文教界内部,如何进一步将批判《武训传》与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联系起来。例如,“武训精神”在天津除文教界外也有过比较普遍的影响。但他们对于怎样清除在一般群众中的此一影响,却没有具体的办法。天津文艺界在编剧工作中处理历史人物,就表现缩手缩脚;直到现在,舞台上还很少见新编的历史剧本。这些,都是急待该市文教领导机关予以彻底解决的。
苏联对文学艺术中的有害思想展开批评
最近苏联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普遍而深入地对文学中的有害思想和严重的错误进行了严正的批评。自今年七月《真理报》发表了以“反对文学中思想的歪曲”为题的专论,批评乌克兰诗人索秀拉的诗《爱乌克兰》后,接着又继续发表了批评歌剧“波格丹·赫美里茨基”等评论和社论“把思想水平和艺术技巧提得更高一些”。这些文章已分别选译刊登在四卷九期的《文艺报》、光明日报第三十八期《文学评论》及四卷五期的《人民文学》上。《真理报》的社论和专论严厉批评了索秀拉的“爱乌克兰”一诗中所宣传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有害思想。这首诗不但不能以爱国主义的主题去唤起人们对伟大苏维埃祖国的热爱,反而引起失望和抗议的情绪。作者对数世纪以来使乌克兰呻吟的奴役制度不表愤怒,竟违背现实歌颂一种永恒的乌克兰。他的诗中没有社会主义祖国的形象和苏维埃乌克兰的形象,他把乌克兰写成苏联共和国大家庭之外的一个孤独者。歌剧《波格丹·赫美里茨基》的严重错误是违背了历史真理。作者把歌剧的主题,乌克兰人民为自由解放和外国掠夺者波兰贵族的斗争对观众隐瞒起来。舞台上没有歌唱为乌克兰解放而斗争的英雄和赞美人民的正义事业,以及揭露波兰贵族的狡猾的阴谋。脚本作者错误地拒绝把波兰贵族作为乌克兰的敌人来表现。这样不正确的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使他的艺术遭到了破坏。
《真理报》社论中除对有错误的作品进行了批评外,还对错误地发表“爱乌克兰”一诗的《星》杂志也进行了批评,并指出乌克兰作家群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展开的不够,有互相掩饰错误,互相捧场的不良现象,这些表现了乌克兰在思想教育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社论发表后,即进行了检讨,作出决议,采取具体步骤纠正缺点和错误。苏联在文艺工作中展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中国文艺工作者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白毛女》在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中获奖
在第六届国际电影节荣获第一特别荣誉奖的影片《白毛女》,已定自九月十三日(旧历中秋节前两天)起,在全国二十五个城市中的一百二十家影院同时公映。这是一部在政治上有重大教育意义,在艺术上有很好成就的电影。由于电影的特殊性能,和电影改编者的努力,使电影《白毛女》比较原来的歌剧,在反映现实的程度上有新的创造。为了把这以农民斗争生活为题材的片子推广到农村中去,该片的十六毫米拷贝,也正加紧洗印,以供给巡回放映队届时到农村中去放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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