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鹿舫 |
1986-10-31 00:00 |
言无禁忌——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三）
第3版()
专栏：
言无禁忌
——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三）
本报记者 鹿舫
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是对民主化认识的一个飞跃。
还有谁比致力于科学者更懂得为什么要破除言禁，以造成言者有功的局面？科大的师生说：科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外在的自由”——人们不会因为发表意见而遭受损害，而且需要“内心的自由”——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如果我们相互告诫“祸从口出”，力避“以言获罪”，那还怎么为中国科技现代化作贡献呢？
科大科研处长余翔林的小本本上写着：1978至1985年，全校共完成并通过鉴定的主要科研成果达二百四十一项。其中，获国家发明奖一项、自然科学奖三项，获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各部委科技成果奖一百一十八项……才思泉涌与言路大开紧密相联。今天在科大，不论国事、校事，谁有意见都可以尽情地说，大声地“吵”。谁想作学术报告和开学术研讨会，用不着校领导批准，只用自贴海报一张。倘若科大的师生象“文革”中那样被逼得“三缄其口”，何谈科研成果灿烂！
也许因为这里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吧，据副校长辛厚文教授介绍：全校已派出九百多名师生赴十八个国家进修、讲学、短期访问、合作研究以及攻读博士学位，已有二百名师生学成回校，其中三分之一成了校系领导成员。科大目前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许多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近三年来，平均每年有二百多名外籍专家来校访问、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以及今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等，均是科大名誉教授。
显然，党的对外开放政策已经使科大初步形成开放系统。它不可能在封闭中发展，而只能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流才能前进。如果说封闭系统要靠“一言堂”来维持的话，那么开放系统则是须臾也离不开“群言堂”的。科大为什么能够出现言无禁忌的气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科大是怎样破除言禁的呢？可否表述为：校领导开一种新风——言者受到尊重，失言不受追究；师生们奔一个目标——有民主政治之意识，无仰人鼻息之忧虑。
应用化学系副教授温元凯上书中央，力陈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校领导全力支持，任命他担任系主任。对敢于直言的同志，即使说话“走火”，校党委也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副书记王学保说：谁能要求一个自然科学家连发发牢骚也得精心选择政治上安全的字眼！
两年的校长担子挑下来，管惟炎教授迸发出这样的心声：多一种由深刻思维构成的观点，不论其本身还存在多少不足，只要说出来，学校决策层的活动空间就大一分，可供选择的途径就多一条。去年春，近代物理系学生李垣辰说：科大要是继续强调培养科研人才，必将日益失去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这对于有“科学家摇篮”之誉的科大来说，似乎是一种“离经叛道”，但校刊却全文发表了他的谈话。如今，当人们谈到科大将适当培养一点政府工作人员时，仍不能不念叨李垣辰那篇虽不甚严谨，但却为有关方面提供了思想营养的谈话。
和记者一起在科大采访的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王传寿扼腕叹息：“反右”一扩大化，许多人就不愿说话了，无数好主张深埋腹中自生自灭，这是多大的智力浪费啊！如果我们今天不明确提出“保护失言者”，也难免还有人以“一辈子不写文章、不亮观点”为信条。当然，我们是着眼于失言往往是嘉言的先导而保护之，而不等于不要批评与自我批评。
科大师生由衷称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解放、观念上的更新。他们说：新中国诞生给了我们不再仰人鼻息的主人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给了我们锐意探究、纵智论争的勇气。即便是年轻的本科生、研究生、助教，也无不意气风发，雄辩滔滔，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国事、校事发表意见的民主意识极强。校领导设意见箱和校长接待日，以听取教职员工意见。师生们不认为这是“清官”对小民的“恩赐”，而认为校领导如不全心全意为广大师生服务，就将被抛弃。自1984年秋以来，校刊上批评与建议一类的稿件约占八分之一。师生们不认为这是管惟炎、方励之等“从谏如流”，而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参差必然导致舆论的不一律，运用舆论的力量监督校领导行之有效而且理所应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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