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向前 |
1986-10-31 00:00 |
功勋卓著 光辉一生——悼叶剑英元帅
第4版()
专栏：
功勋卓著 光辉一生
——悼叶剑英元帅
徐向前
剑英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这是全党、全国和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损失。
在叶帅病重的日子里，我曾到他的住处探望，因他刚刚施行过手术，未能说上一句话。之后，我和同志们一样，期望他早日康复。噩耗传来，他与世长辞了，抚今忆昔，悲痛至极！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在许多严峻的关头，历史都写下剑英同志永不磨灭的功绩。他的名字，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历史，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和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历史，紧紧相联。他德高望重，光照千秋。
我最早知道他，是1924年在广东黄埔军校。那时，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与协助下，于广州的黄埔岛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这所学校中，从领导成员到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教官和校机关各部更有许多社会名流。剑英同志当时是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他虽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思想激进，致力于国民革命事业，积极参加组织以黄埔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在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的两次东征中，他都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征战。1925年2月，我们一同第二次东征，回师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革命史，人湮没，革命党，当流血！”
北伐战争开始前，他离开了黄埔，我也离开了黄埔。后来知道，在北伐军攻克南昌后，他就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之后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7月，在白色恐怖下，剑英同志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的这番阅历，正是一大批杰出的革命者走过的道路，是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道路。此后，他不屈不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我和剑英同志第二次相遇，是1927年12月在广州。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黑暗代替了光明。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剑英同志为发动南昌起义做了重要工作，随后与张太雷等同志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前，我奉党中央军委的指派，从上海潜入广州，开始在工人赤卫队中组织秘密训练，准备武装起义。当时广州城内的工人赤卫队人数虽有三千多，但缺乏训练，缺少武器，没有实战经验。正在起义军急需一支正规武装的时候，剑英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从武汉经九江、南昌转移到了广州。被称为“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在途中曾被张发奎缴了械，由于剑英等同志的积极斗争和策划，几经曲折，到广州后教导团又全部重新武装起来了。在广州起义连续三天三夜的苦战中，教导团始终是一支中坚力量，是工人赤卫队战士心目中的铁军。广州起义失败后，我们又各分东西了。“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剑英同志住在北京西山“避难”，叙旧时，说起广州起义失败的混乱情景，我们两人都情不自禁地说，当时撤退都无人通知。叶帅说：我也没接到通知，晚上到总指挥部去不见人影，才知道有了变化，只好转身走了。谈起那段岁月，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景，都心情沉重，感慨不已！
叶帅军政兼优，文武双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大部分时间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工作，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得力的助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攻作战中，在长征路上，在延安宝塔山下，在西柏坡最高统帅部，剑英同志都以他军事家的卓越才能，协助毛泽东等同志指挥着一次次大战役。我军许多大规模的战役计划，包括最后决定蒋家王朝覆灭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战胜利，都有剑英同志的心血和智慧。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多次参加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充分显示了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敏捷机智。在我军的军事建设、政治建设、后勤建设和军事理论建设上，都有他独特的建树。我们一些老同志总是亲切地称他“参座”！
在中国革命的许多紧要关头，剑英同志都是挺身而出的英勇战士。在党内复杂斗争中，他坚定地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在和王明左倾路线、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都是无私无畏的楷模。“文化大革命”那灾难的年代，他曾被诬陷为“二月逆流”的重要成员。1967年1月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就和几位老同志一起，同林彪、“四人帮”一伙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2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又和康生、陈伯达一伙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记得那次会上，他气愤地站起来，严厉质问康生等人：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搞乱军队，你们想干什么？他还质问陈伯达：什么叫巴黎公社原则？质问他们：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么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为什么不经政治局讨论，擅自改变名称？剑英和几位老同志义正辞严的争辩，竟被江青一伙说成是“大闹怀仁堂”。从那以后，他和我们都遭到了错误的批判。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在林彪、“四人帮”掀起的全国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军委几位老同志难得几次相会。1969年底，毛泽东同志指示中央和军委几位同志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每周要在中南海举行一次例会。这时我正在工厂“蹲点”，“接受再教育”，因为要回来开会，才得和剑英同志会面多些。每次讨论会上，他总是以“满目青山夕照明”的乐观主义精神，畅谈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大家经过多次讨论，最后一致推举叶帅主持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报告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提出了一些有关国际战略和国防建设的重要问题，深得毛泽东等同志重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叶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胆识，挺身而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剑英是我们大家深深敬爱的一位老帅，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高度的原则性，照顾大局、注重团结、谦虚谨慎、好学深思的优秀品德，永远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剑英同志永垂千古！ （新华社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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