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朱正的鲁迅研究

第5版()
专栏：

谈朱正的鲁迅研究
黎澍
朱正是研究鲁迅的专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祖国丛书《鲁迅》一书，是他继《鲁迅传略》和
《鲁迅回忆录正误》之后又一本鲁迅传记作品。在近年来出版的为数颇多的鲁迅研究著作中，这几本书有他自己的特色。最突出的一点是，朱正十分重视史料的准确性。他在《鲁迅传略》的初版后记中，就说到“真实可信”是他追求的准则，“决不想当然地添上什么”。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它既是史识，也是史德。一些人常说，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我是不敢苟同这种意见的。马克思告诉我们：研究必须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去探寻其内在联系。恩格斯也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因此，我以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清楚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探寻规律。正如恩格斯说的，“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列宁也说：研究“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在鲁迅研究领域中，朱正可说是自觉地遵循了这一原则的一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如在他之前还有林辰的《鲁迅事迹考》）。为了考证鲁迅传记资料的真伪，他甚至专门写出一本书，叫做《鲁迅回忆录正误》（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还出了此书的新版，由作者作了不少补充和订正）。他在这本颇得学术界重视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中提出：“传记属史部。史籍以传信为首要要求。”这大约也就是他自己撰写鲁迅传记时遵守的信条。近半个世纪以来，记述鲁迅言论行事的文字可谓多矣，歧异亦随之而多。因此考证事实成为研究鲁迅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朱正根据大量直接和间接的资料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考证。例如围绕鲁迅1932年的北平之行，曾经流传过不少离奇的说法，朱正用确凿的材料推翻了种种奇谈。他的《鲁迅传略》和祖国丛书《鲁迅》，就是建筑在这些详细、严谨的考证基础之上，书中不少看似平淡的叙述，其实是在不动声色地辩驳一些误说，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发现这一点。
鲁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比起另外一些作家来更和他的时代息息相关。因此，撰写鲁迅的传记尤其不能脱离对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叙述。朱正的书对于这一点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历史背景脉络分明。例如“三一八”惨案，一些鲁迅传记作品往往只强调段祺瑞的凶残，很少同时指出这正好反映了段祺瑞政权面临末日。一些著作把铁狮子胡同喋血和五十人的通缉案，同鲁迅的厦门之行直接联系起来，给读者的印象是，鲁迅似乎是为了避开段祺瑞的凶焰才离京南下的。而朱正的书指出：“三一八”惨案之后，“奉军攻击国民军的战争已经逐渐逼近北京近郊，北京已经多次遭到奉军飞机的轰炸。奉系、直系、皖系、国民军，各派力量纵横捭阖，一时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十分微妙。4月10日，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发动政变，……段祺瑞本人要不是逃跑及时，几乎就成了国民军的俘虏。”
对历史背景的交代是这样，对鲁迅个人传记材料的处理也是这样，同样注意追求真实和准确。象鲁迅同朱安的婚姻，同许广平的恋爱，这些材料在近年出版的各种鲁迅传记中，人们都不再回避，有些还作了很好的说明。但他同周作人的关系，仍然是一个使人感到棘手的题目。朱正的书指出：“鲁迅同周作人不只是兄弟，而且在很长时期里是文学活动中的合作者：筹办《新生》杂志，翻译域外小说，为《河南》杂志作文，为《新青年》撰稿，在北京大学教课……。这一次失和，给鲁迅的刺激是不小的。……失和之后，两人再没有任何个人的接触，但对一些事情两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或者相近的态度，例如对《语丝》杂志的支持，以及后来在女师大风潮中，在‘三一八’惨案中，就都是这样。”书中引用了周建人提供的材料：“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由于两个当事人都没有任何说明，周建人的这些材料就很有权威性了。要知道，许广平进入鲁迅的生活，是在兄弟失和近两年之后。
在朱正的书中对鲁迅作品的分析分量很少，但也常常可以遇到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例如谈到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时，朱正提出了如果阿Q的革命竟然成功了情况会怎么样这样一个问题，指出：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是阿Q王国的政治纲领。“阿Q是个农民，他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所想象的革命只能够是农民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不是一个与新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即使是胜利的农民战争，只能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即是说，它能够推翻旧王朝和建立新王朝，却从来不曾推翻封建的社会制度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只有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我们怎么能够苛求阿Q呢？”比起小说来，朱正的书中对鲁迅的杂文要重视一些。例如《热风·随感录》中批评那些“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人物；《春末闲谈》说到“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只有不死不活才是“理想底好国民”；《爬和撞》分析了统治权术的精义，是让人民“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从而把群众的怨恨之心从自己身上引开。鲁迅在他的许多杂文中很好地显示了他对中国历史规律的深刻的洞察，朱正书中的画龙点睛之笔，是有助于读者的理解的。
朱正关于鲁迅的几本书给人以努力追求真实的印象，这当然是可取的。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一点是不是已经做得很充分了？他是不是也有绕开棘手题目的地方？例如，鲁迅和党的关系（比如说，反映在“两个口号”之争里的关系），鲁迅对苏联的看法（比如说，反映在敬谢访苏的邀请一事上面），这方面材料不很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只要采取尊重事实的态度，是完全可以作出恰当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