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彭德怀同志

第5版()
专栏：

怀念彭德怀同志
肖劲光
彭德怀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年了。每当回忆起往事，他那既严肃又慈祥的音容笑貌，便会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和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真理的高风亮节，更使我终生难忘。
我最早认识彭德怀同志是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始人，在开辟湘鄂赣根据地和坚持井冈山斗争中，勋劳卓著。我久仰他的大名。在第一次相见中，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谈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年冬天，我调红五军团任政治委员。此后，三、五军团在赣州、水口、乐安、宜黄等多次战役中，都在一起配合作战。我和他的接触多了起来，对他的为人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
1933年11月中旬，当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不顾主客观条件，命令三、七军团等部队，贸然发起了浒湾战斗。这时我已调任七军团政委，率领部队主动配合三军团发起攻击。但由于敌强我弱，情况又不明，战斗失利了。战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本想加罪于三军团和彭德怀同志，但慑于他在军队中的威望，又因感冒没有亲自指挥这次战斗，便移罪于我们七军团，当即下令撤了我的职，送方面军总部审查。以后，总部派彭德怀同志调查战斗失利的经过。这时正值“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彭德怀同志顶着压力，在调查中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揭露事实真相，敢说公道话，向总部明确表示战斗失利的责任不在肖劲光。这件事使我亲身感受到，在彭德怀同志身上，有一种刚正不阿、大公无私、不畏权势、敢讲真话的高贵品质。这是共产党员最可宝贵的坚强党性。建国以后，他在庐山会议上挺身而出，为民请愿，蒙冤受屈，义无返顾，那种大无畏精神和凛然正气，正是这种坚强党性最突出的表现。
长征后期，我被调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在彭德怀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同他在一起战斗、生活了三、四个月，有机会当面聆听他的指示，学习他的优秀品质。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过草地前后的一些往事。
过草地前，部队已合编成左、右两路军。我们三军团被编在右路军，走在队伍的最后。
出发时，周恩来、王稼祥同志都病在三军团。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是要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路上行军，也是不行的。怎么办？彭德怀和军团政委李富春同志都为此焦急万分。他们把我找去商量办法。大家苦苦思索了一阵，彭德怀同志突然手一挥，斩钉截铁地吐出一个字：“抬”。是啊，只有抬才是最牢靠的办法。本来，找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抬担架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然而，长征以来，缺粮少盐，风餐露宿，人人骨瘦如柴，疲惫不堪，轻装过草地尚且不容易，抬着担架就更难了。彭德怀同志深知这一点，他下定“抬”的决心是并不容易的。他对我说：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是中国革命最可宝贵的资本。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把他们抬出草地。你具体负责，多找些人组成担架队。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最后，我们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个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炮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恩来、稼祥同志，向草地进发。
六百里草地，漫无边际。到处是一个个的泥潭，一片片散发出腐臭气味的淤黑色的污水。气候奇冷，天气一日多变。时而浓雾迷漫，天昏地暗，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彭德怀同志同大家一样，踩着软沓沓的草丛，一步一摇，艰难地前进。组织上配给他一头骡子，他自己很少骑，常常用来驮有病和体质特别虚弱的同志。当时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饥饿。出发时，大家带的是青稞面、炒黑豆，经过雨淋水浇，梆硬变味，非常难吃，有的粮食袋掉进有毒的污水里，吃不得了。彭德怀同志同大家一样，吃野菜、草根，把胃都吃坏了，直到一年多以后，肚子仍然经常疼痛。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在访问他以后，在《西行漫记》里就曾写道：“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
彭德怀同志素以严格治军著称。带兵打仗，他是一名智勇双全的“虎将”，身先士卒，不避艰险；管理教育中他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部队。他对部属的过失，从不袒护，批评起来“火力”很猛，不留情面。即使在过草地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也一丝不苟。有一次，十团政委杨勇同志处理一件事情不够周到，彭德怀同志朝他大发脾气，批评得非常严厉，样子简直怕人。我当时在场都觉得过意不去，便出来打圆场，把杨勇支走了。事后我才知道，在他批评人时，是不喜欢别人干预的。这次可能是由于我初到三军团，破例给我留了面子。他批评人虽然很生硬厉害，但是被批评的同志并不忌恨他，这是因为他对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对革命事业有一种高度负责的精神。从他的批评中，被批评者往往能体会到他那“恨铁不成钢”的苦心，从而打心眼里感激他。有时他批评得有出入，事后他知道了，就主动找被批评的同志做诚恳的自我批评。这样，他就更加赢得了全军上下一致的尊敬。
红军过草地，不但同大自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较量，而且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彭德怀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不打折扣地执行了党中央对三军团的指示。
为了拉拢三军团站在自己一边，张国焘在彭德怀同志身上真是费尽了心机。过草地前，他先是派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黄超当说客，送来几百元银洋，兜售他那套“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货色。这件事彭德怀同志在《自述》中已经提到了。黄超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张国焘便亲自出马。有一次，他对彭德怀同志说，三军团的兵力太单薄了，我从四方面军拨一支部队给你们补充一下好了！彭德怀同志由于有了警惕，当时不置可否，嘿嘿笑了几声。
正当我们准备出发过草地时，一天，毛泽东同志来电，要三军团派部队去寻找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原秘书长廖承志同志。在长征路上，他因对张国焘执行王明路线不满，被张国焘打成“反革命”，开除了党籍。党中央为了营救他，想尽快把他找到。彭德怀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要我派部队去找。我们派出一个排去寻找了大半天，没有找到。为此，彭德怀同志感到很遗憾，心情很沉重，回电向毛泽东同志如实作了汇报。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张国焘把廖承志同志当作要犯，命令保卫部门把他押走了。
走出草地，党中央到达巴西时，一军团已经前进到达了俄界。一方面军的部队只有我们三军团同中央领导机关在一起。这时，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已发展到了顶点。彭德怀同志及时察觉，提高了警惕。在党中央住处附近，布置了一定的兵力，保卫中央，以防万一。在中央为了脱离险境，果断作出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决定时，彭德怀同志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决定，率领三军团连夜起程。当时，毛泽东同志要三军团派一个团负责掩护中央机关。彭德怀同志毫不迟疑，当即决定派杨勇同志领导的十团去担负这项任务，并要我和十团一起行动。杨勇和十团的同志们机智勇敢，掩护着中央机关脱离险境，翻过岷山，直到胜利到达陕北。
张国焘妄图挟持中央南下的阴谋被挫败以后，陈昌浩等人把在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部队都“动员”重过草地南下了。但有少数人员，大约一个排的兵力掉队，被我们三军团收容了。当时彭德怀同志觉得，这些同志是掉队被我们收容的，可以带他们一起北上。报告毛泽东同志时，毛主席说，一个也不要带，搞得不和睦，将来不好见面。我们要相信四方面军的同志以后会跟我们一道来的。彭德怀同志听了，愉快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让掉队的同志仍回四方面军去了。从这类事情上可以看出，彭德怀同志执行中央指示是非常坚决的。
红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以后，彭德怀同志任支队司令员。他遵照中央的决定，率领部队渡渭河，攀六盘山，斩关夺隘，击退顽敌，从甘南直奔陇东高原。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第二天，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他率领部队埋伏险要，同近万人的马家军骑兵进行了一场激战，歼敌一个多团，溃敌两个团，把妄图跟进陕北根据地的“尾巴”斩断了。就是在这次战斗胜利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写了“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的诗句赞扬他。他看到后，当即把第四句改成了“惟我英勇红军”。这种把功劳归于集体的谦虚精神，充分显示了彭德怀同志的宽广胸怀。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总司令率领部队挺进敌后，开辟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我留守陕甘宁边区，许多事情仍需请示八路军总部，接受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指示。不仅函电往来，他们从敌后回延安时，还能当面向他们汇报工作。有一次，彭德怀同志了解到边区境内反磨擦斗争的情况，在他从延安返回敌后途经西安时，便当着国民党西安行辕主任程潜的面，历诉了国民党派驻边区境内的专员何绍南制造磨擦、破坏边区建设的罪行，骂得这个“磨擦专家”抬不起头来，不得不有所收敛。他的直接干预，对我的工作和边区军民后来把何绍南驱逐出境，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坐镇西北战场，指挥部队英勇奋战，战功显赫。在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领中华英雄儿女，同朝鲜军民并肩杀敌，威震敌胆。在这六、七年间，我们之间虽然关山阻隔，但每当听到他指挥部队打胜仗的消息，我总是对这位老战友、老首长的杰出贡献，从内心深处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敬佩。
彭德怀同志就任国防部长后，很关心海军建设，不仅经常给予指示，还多次亲临海军部队视察。1953年1月，他冒着风浪，乘舰到嵊泗、舟山、穿山、象山等地视察了海军的国防工程建设。1954年5、6月间，他又到山东沿海我海军部队驻防的海屿、码头、海岸炮兵阵地及海军学校，视察了设防情况和部队工作，并为海军题词：“为了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必须有步骤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他的关怀，有力地促进了海军的工作和建设。
彭德怀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丹心昭日月，刚正秉千秋。他的坚强党性，他的崇高品德，他的卓越贡献，都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不幸的是，他蒙冤受屈，在十年动乱中含恨离开了我们。回首往事，感慨良多，草成此文，聊以寄托我对他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