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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南 1987-03-31 00:00

报告文学中的社会学思考——从1986年的部分作品谈起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报告文学中的社会学思考
——从1986年的部分作品谈起
朱子南
在1986年的报告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从社会学视角对纷繁的生活作了深入而广泛的思考。
社会学,是研究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诚如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中指出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对人的社会生活的研究,却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领域里。只是在近几年,这一研究才开始向更广阔的领域辐射,深入到了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86年出现的以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为题材的作品,正是对变革时期生活所作的社会学思考。
报告文学创作从来是以及时地、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为己任的。正因为如此,当着我国的社会生活长期为“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所困扰时,报告文学的思考停留在单维的政治层面,它的视野局限在单一的政治、经济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上,从而形成了按领域、按行业区分,或仅仅表现人物命运和事件过程的报告文学模式。
然而今天,人们逐渐发现,影响社会生活的不仅有政治、经济,还有道德、伦理、宗教、文化传统、心理、民俗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人际关系的不仅有政治、经济,还有民族、地域、家庭、婚姻等多种关系。一些长期困扰着全社会的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更广泛的因素凸现出来了。显然,报告文学创作中那种仅仅着眼于一两个方面的社会学思考已无法透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年形成的题材模式也显得过于狭窄了。因此,当《唐山大地震》、《洪荒启示录》、《中国的“小皇帝”》、《中国的乞丐群落》、《万家忧乐》、《帮主》、《多思的年华》、《阴阳大裂变》、《黑色的七月》等作品相继出现时,在读者中所产生的强烈的震撼,就不是偶然的了。这些作品突破了传统的题材框架,从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考察它自身,试图分析和解答重大社会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从而形成了内容宽广、意蕴深厚的社会学思考的题材。
这一报告文学的创作趋势,是现实社会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带来了一系列社会观念的变化,牵动了各种矛盾的交融渗透,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就必然反映在文学领域里,成为以迅速、急切地反映社会生活为任务的报告文学的创作题材。另一方面,社会的开放性与它的活力,也促使作家们在认识与反映社会现实时不再囿于事物的某一表象、某一方面,而是以开阔的视野,在对社会宏观、全面、综合的认识中来把握生活的具象,由此而反映生活的整体。报告文学中社会学题材的出现,又联系着作家们的主观因素。
报告文学向社会学渗透,必然更贴近生活,但它不是平面地反映现实,而是放眼历史,从历史的高度引导着人们认识现实,这是1986年报告文学创作的一大特点。《黑色的七月》关于我国高考问题的思索,把笔触伸向更深的层次,提出了应如何培养人才、认识人才以及青年人理想的树立与对未来前途的选择等一系列问题。作品描绘了一场令人瞩目的高考争夺战。千千万万个青少年的命运系于一纸考卷、一个录取分数线,更使这场争夺战变得严酷而又痛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争夺战,与改革开放的积极进取精神相背离,它不利于培养有创造性的人才。但作者的视角没有停留在考场,而是力图挖掘产生高考旋风的更深刻、更广泛的社会根源。对现存培养人才的不利因素,作者呼吁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中国的“小皇帝”》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家庭教育问题。作品以形象的材料多侧面地表明了中国历史进入80年代以来,陡然出现在每个家庭中的独生子女正处在怎样的爱的包围中。于是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变异。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早期的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人才成长、民族兴旺不可忽视的一环。作品所显示的一幅幅可笑复可悲的画面,蕴含着一个重要人生命题:人的社会化的最初阶段,是在家庭中进行的。因此,当作者发出“我们应该怎样缔造历史”的呼唤,就是发人警醒的了。
1986年这类报告文学的又一特点是,注意考察社会生活中人们相互间的关系、行为,从更广泛的视角诉说人们在变革生活中的困惑、纠葛、奋进、落伍,以及人的热情、人的价值,记录了当代人的心态与当代社会的心态。《阴阳大裂变》把家庭拉到社会中来,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考察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家庭婚姻关系。为什么一位女性宁可使家庭破裂,蒙受世人的指责,也要去追寻旧日的感情?当她意识到这个男人把她娶来无非是他需要女人,无非是可以把她同家具、被褥和衣物一起放在家里慢慢受用时,作者写下了一个“人”的觉醒,写下了一个人不再甘当一架冰冷的机器上的两只螺丝钉而渴望人生价值与尊严的觉醒。《唐山大地震》留下了历史的纪录,也留下了众多的人物在那突发的灾变面前所发生的社会行为。人的感情与人的理智在这里是表现得更为无所掩饰的。社会人生在这里浓缩,作者在对人的命运与行为和社会现象作综合、对比的考察中,形象地表现出人的价值与人的追求是如何显示在各自的社会行为中的。《帮主》以轻松的情节向人们诉说了个体户与保姆的故事。作品以带有传奇色彩的李伍为全篇的贯穿人物,但所显示的,并不仅是李伍的胆识与发家,而是崛起于80年代的个体户之间的纠葛与竞争,为社会所需要又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的保姆的流动与管理。这同样是当前社会生活中随着改革而出现的需要多层次多领域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1986年的报告文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更深刻地从社会意义上来表现人。它们一般不是满足于刻画人物的性格,而是着重把人放在纵横交叉的社会网络上,反映出现代意识与传统道德的冲突,变革的社会与落后的观念的冲突,社会的追求与不相适应的文化、教育体制的冲突。这使作品多维地显示着社会,并具有警策的内蕴。《多思的年华》反映了正处于心理断乳期的中学生的心理状态。作者探寻他们心中的世界,形象地概括出他们的心理特征。他们要塑造自己,又常常被按进一定的模式里。作品在二者的矛盾的映射中迸裂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该怎样在今天的社会发展中理解这多思的一代,该怎样塑造这色彩斑斓的一代。《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所反映的,不仅是赵敬个人的变化,或许,这是社会性的悲剧,如同作者指出的,在封闭的旧观念的“磨房”中,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法摆脱那巨大的、无形的引力。
交织进社会学思考的1986年报告文学,也有其艺术上的特点。首先,这些作品大都采用札记式的写作方法,由作者的意念组合材料,一组组随事而纷至沓来的人物,让人们在领略那人物画廊的同时,也领略社会风情,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作者的略加点拨,加强了作品的哲理力量。
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应该是一项绵密的社会调查。1986年社会性报告文学就具有这样的艺术特点。那由精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得的活生生事实,融和着鲜明的形象与作者的赤诚而产生的作品,那基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而产生的交织进社会学思考的作品,或许是更受读者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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