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视中国民族文化的整体研究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要重视中国民族文化的整体研究
余斌
云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独特的文化史著作，即刘尧汉教授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中国文明的源头在哪里？这是个历史之谜。这位彝族学者借助云南小凉山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和研究，为解开这个谜作出了十分出色的探索性贡献。刘尧汉教授在充分占有历史资料（书面材料）和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活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论证，大胆地提出了彝族万物雌雄观的原始传统是中国万物阴阳观的渊薮，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的观点。
这本著作相当专门，笔者谫陋，不敢妄加评议，这里要说的只是一点读后的联想：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人们知道的其实不一定很多，较之轻率地全盘否定，不如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更为有益。比如，在当今的“文化热”中，人们注意中西文化比较（这是十分必要的），而不大顾及中国文化内部不同民族文化的研究（源、流及交融等）。这就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中西比较中，完全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学说代表汉文化。这样一比，儒家被比下去了，也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了。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各民族文化缺乏研究，以致有人皮相地接触了一点民俗现象就大感惊喜，似乎从这蛮荒的参照中悟出汉文化又是多么的优越了。前者因珠玉在侧而觉我形秽，后者则未免一叶障目而视同舟为秦越了。我以为都不可取。
《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的作者取另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本来，汉族是经过多次各民族的大小融合才逐渐形成的，这无论从血统上还是文化上讲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也不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它们同源分流，互相渗透。充分认识这一点，不但有助于强化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力，而且有利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整体研究。以往，由于狭隘的民族意识的束缚及西方“文化传播学派”的影响，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成因很难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因为只看到汉文化对各民族的单向传播，而忽视众多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及整个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偏颇和心态的倾斜。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对地域文化和兄弟民族文化的研究，注意中国民族文化的整体研究，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转变。
在地域文化研究中，西部文化以其在中国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而受到格外的注意。所谓西部文化，是相对于东部文化或中原文化而言。如果将包头—兰州—成都—昆明联成一线，即可大致标出这两大地域文化的范围。西部文化主要是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它与汉文化的交融在这条划分东、西的文化线西侧有着特别鲜明的表现。比如在甘肃、青海接壤的河、湟地区就是如此。青海湟源县的日月山是农牧区的分界，同时也可视为我国东、西分界的象征（唐代开元在此立“唐蕃分界碑”，今犹存），故清代湟源诗人张兆珪曾有“郑重华夷分界处，东通城邑西氐羌”（《日月古迹》）之句。在黄河的甘肃一侧有积石关，相传为大禹治水处，明人杨一清也有“乾坤于此判华夷”（《题积石关》）之语。在这一民族杂居地区（河湟地区以及邻近的凉州一带），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十分突出。历史上所谓“汉化”与“胡化”的交融是双向传播。有的时候“胡化”还占了上风，以致出现“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唐·司空图《河湟有感》）的不愉快。当然，更为常见的则是“胡人有妇能汉音，汉女亦能解胡琴”（元·戴良《凉州行》）这样一种水乳交融的局面。
以上不过举例，说明古人在诗歌中对汉族与西部兄弟民族（主要是藏族）的文化交融现象早有生动的描述。至于这种文化交融在文学艺术本身的表现，其最好的例证则莫过于流行甘、宁、青地区的西部民歌“花儿”了。
与别的任何一种民歌相比，“花儿”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这种民歌同时流行于汉、回、藏、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土等8个兄弟民族中，歌词只使用一种语言（汉语方言），彼此无需翻译。更为奇特的是，歌词虽用汉语，但有时也会将民族语言的个别词语嵌入其中，如“尕斯加饼饼泡肉汤，哇麻里搭茶心嫑担”，其中的“尕斯加”和“哇麻里”是藏语音译词，意为“死面”和“铜锅”。还有正词用汉语唱，衬句用民族语言唱的情况。这种用两种语言搅在一块唱的“花儿”形式，即所谓“风搅雪”。在这方面，青海学者刘凯已作了相当的研究，对人颇多启发。至于文学方面，如果不再囿于“民族民间文学”的概念（这使一些人误以为少数民族只有民间文学），就会注意到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国文坛的真正崛起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文化现象。仅就西南地区而言，只要一提白族诗人晓雪、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和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就够了。这些中、青年民族作家的创作既反映出各自民族文化背景的深厚，又表现出他们对汉文化及现代文化的富有历史眼光的横向探索。这种更高层次上的文化交融，已远非“汉音”与“胡琴”或“风搅雪”式的交融所可比拟了。
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文化象“绵绵瓜瓞”源远流长。对此作战略性的整体研究，其意义将不限于文艺研究和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