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民俗价值琐谈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楹联民俗价值琐谈
向家炳　杨葆荣
楹联艺术常常被人视为“雕虫小技”，但是从我国大量的楹联资料看，楹联艺术也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既可说是旧时代留下的历史回声，也可以说是某一特定时期时代精神的写照。我们不仅在千家万户的门前可以看到楹联，在许多历史古迹、游览胜地也可以看到具有高度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楹联。因此，我们谈一谈楹联的创作，特别是它的民俗价值是有意义的。
先从楹联的起源谈起吧。我国对联源起于桃符，萌发于律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韵。过去，人们一向认为我国最早的春联乃是五代后蜀孟昶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春联即由这位蜀主所创造？关于这个问题，清代梁章巨《楹联丛话》开首就说：“此在当时为语忏，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看来梁章巨也未及考察“其前”的史迹，难以作出答案来。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曾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这段论述颇能启发人们来认识对联产生的客观原因。现在探讨对联的起源问题，亦应从民间桃符的演变、古代骈俪的缘起以及唐代律诗的兴盛等多种因素来考察。由此即可看出：春联决非由某一个人所创造，乃是我国民间将古代诗赋的对偶形式用于桃符的结果。至于史书记载“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以及辛寅逊、孟喆、王瑶题联的轶事，倒可证明当时题联已初具规模，渐成风气。
从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看，早于孟昶题联的对句确实有一些。虽然这些对句没有名正言顺地称作“对联”，但是“先实后名，亦是常情。”从这些史迹中，人们似可探寻对联产生的某些历史遗踪。
例如，宋尤袤《全唐诗话》卷四“温庭筠”条记云：李商隐“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庭筠对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
另外还有一些唐人下棋对句、摘句的事例，这里就不赘述了。
以上这些史迹提供了一些值得人们注意的故实：一是唐时对句已成风气，虽然文中所记多系酬答、戏谑之事，但人们已将对句用于生活之中确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二是人们对句不仅运用五、七言的句式，而且还有三言、四言乃至十言、十一言的句式，这就突破了唐代律诗五、七言对句的格式；三是这些对句遣词炼字都比较新颖，而且析字、用典的手法也颇为熟练，这也说明唐代对句已具有较高的水平。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题咏的对句已不是近体诗的附庸，而是从律诗的对仗形式中演变而来，应运而生，成为一种突破律诗的对句格式而自成一体的文学形式。
我们似可这样推断：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孕育了另一种“变体的诗”——姑名之曰“对句”。律诗和对句虽然具有讲究音韵和对仗的共同特点，但是律诗早已定型化，登上了“大雅之堂”，而“对句”这种新品种则还是一个雏形，所以连正式名称也没有，史书上也未见记载。当人们将这种对句形式用于民间桃符之上，对句便成为人们祈福辟禳的吉言嘉语，同时亦据此名曰“桃符”，以后又叫“春帖子”。自此以后，对联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便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土壤之中自生自长，再加上蜀之孟昶的提倡、明祖朱元璋的推广，民间运用对联便蔚然成风，日益盛行，充分显示了楹联艺术在我国民族文化中的历史价值、民俗价值和丰富多采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