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架子与真功夫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花架子与真功夫
张大农
在当今这个鼓励创新探索和倡导文学艺术风格多样化的时代，文坛上的景象可以说既琳琅满目又让人眼花缭乱。作为观赏者应当留神的是，夺人耳目乃至吓人一跳的新奇文学景观未必是真品。譬如有些文章内容粗陋庸俗，却竭力装得高雅脱俗；禀性偏执呆板，却要强作幽默状；把握不住事物的抽象本质，却偏要运用荒诞、变形手法；对社会、人生的观察理解止于表层，却一味地营造某种“超越具象描写的形而上意味”；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夫尚未到家，却要“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实验”某种新奇异怪的“文体”……凡此种种，非但形不成风格，反倒流于矫饰、滑稽乃至虚伪。
布封的名言“风格即人”，这看似极简单的一句话，却蕴含了做人、做文的大道理。它意味着只有当一个作家的气质、才力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在文章里表现出来的时候，人们才肯嘉许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风格的形成不仅在于新奇、独特，或许更取决于和谐、自然，取决于作家能够恰当地选择和完善用以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感情的文体。任何一种独树一帜的文风，应当是发自作家内心的生命感受，用一种诚实而准确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里容不得掺假、掺水，容不得“花架子”。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人、做文章（这并不排除脚踏实地地探索、创新），是形成良好文风的唯一门径。“标新立异”当然也可以是作家树立个人风格的正当途径，但决不能只是抱着“抄近道儿”的动机去走，而应当是出自对自己个性的真诚而严肃的发扬，出自实实在在的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与发现。
大凡不良文风，都以“不实”为通病。底气不足，功夫不到家，只好耍花架子。“党八股”的实质是借“官样”的气势掩盖内容的空虚；“洋八股”的要害是利用人们对“洋玩意儿”的神秘感来掩饰自己的浅陋……扯出的大旗可以五花八门，包着自己去求得廉价喝彩的动机却是如出一辙。
新时期文学的和声，是以大胆创新、多方探索为主调的。如果我们把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时代的变革催发了人们的精神活力这一事实上，我们也就应该承认，不少作家在形式上的创新是有其内在的坚实依据的。但是，当这种“形式的创新”成为一代文风的时候，当任何一种新奇玩意都可能博取一顶“创新”、“风格独特”之类的桂冠的时候，一味的趋时标新也就有可能失于流弊，平庸之作也可能打着“创新”的幌子招摇过市。
“深化语言功能”、“开拓语言表达的可能性”、“文体实验”……这一系列创新提法确实美妙诱人。如果人们对世界有一种新奇的感受不足以在现有的文体规范内表达出来，如果一种奇特的文体做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确实具有自身的审美价值，那么在文体上的自觉努力也许值得赞赏。可惜并非所有的和尚都念真经。有些人想在文体上“别具一格”的努力，其动机往往仅在于以奇特炫目，以向前冲掩饰脚下的不稳当。有的作品整段无标点，黑压压一片，据称是为了造成“一种不间断的阅读效果”，来传达某种“心理情绪的张力”，其实往往不过是让人象读古文那样自己断句。据称乔伊斯等“意识流”大师运用过这种方法，然而我怀疑效法者们是否真的从原著中体验过这种阅读效果；有些作品中故意加杂大量不规范的语句、俚俗方言乃至“国骂”，据称是为“保持语言的原生态”、“强化语体的自足性”。须知，现代汉语书面化的历史并不长，够得上经典意义上的现代语言作品远不是汗牛充栋，用纯净的现代汉语写出精致、凝练的作品，对许多当代作者来说并非轻而易举，这表明我们手中的语言工具尚未运用得游刃有余。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打破尚未纯熟的语言文体格局，竞相“突破”、“创新”，就有可能是一种理由和动机并不充分的“超前性”冲动。如果文学界的语言文体实践也兼有发展、净化我们民族语言的责任，那么这种创新、突破就尤应慎重、严肃。
在文艺理论界，也有一种“深刻”得几乎让人受不了的文风，文句生僻晦涩、佶屈聱牙，如同生硬的石榴，费力啃一口，却没法咀嚼，十有八九的成份只是硌牙，并无多少内容。对此，郭常信同志曾编有一则讽刺小品，兹抄录如下：
“近来读了一些文风颇‘新颖’的美术理论文章，读得多了，自己竟也会了。不信，请看我的处女作中的一段：
绘画作品从自我出发的形式观念，造成了一种共时性变化的形式类聚与生成性的增强，对自我意识的逆反心理，以及人类自卑感的反向心理，产生了共时性的变化，达到自我精神的升华，并及内心视象。对形象价值的尊重，诸如佛罗伦萨的灵感的癌变，视觉旋律的归位，取得可变心意的律动。三维思考的朦胧反馈，实体动态的进取，必将留下意念的阶越，表达一个多元的、自主的、信息的反差的世界。”
（原载《讽刺与幽默》1987年第5期）
“玩笑”似乎开得辛辣了些，但也不是无的放矢。
深刻独到、能给人以启悟的见解，最好用生动、平实的语言讲出来，有道是“真僧只说家常话”。如果自己对审美对象的把握似是而非，朦朦胧胧，无法用恰当、明朗的方式从容不迫地表达出来，就别用这种扑朔迷离的“鬼画符”唬人。昨天还在抱怨理论的平庸、观念的贫乏，今天一夜之间就冒出许多“黑格尔”来，这终究让人觉得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当然，当思维方式正处在一种嬗变、飞跃的历史时期，表达方式也需要一个逐步选择完善的过程，但毕竟需要实践者们具有诚实的态度。
常常听到评论界这样一种呼声，要求“承认文艺评论自身的美学主体地位”，“评论不是创作的附庸”，“艺术评论文章有自身的阅读价值”。如果这种呼声确实发自评论家们内心的话，那么人们就要求评论文章应具有起码的可读性。如果评论家们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竞相以这种“深刻”的文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那么上述愿望就会显得虚妄。
良好的文风是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警惕、防范“四人帮”式的打棍子、扣帽子文风的同时，种种虚浮、空泛的文风也应从文坛上尽力廓清。能推动文艺事业前进的毕竟是真功夫，而不是花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