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志忠 |
1987-07-27 23:00 |
壮丽生命的涌动——近年来军事文学的英雄主义漫议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壮丽生命的涌动
——近年来军事文学的英雄主义漫议
张志忠
只要还有军队，还有军人，英勇无畏、一往无前的精神总是不可或缺的；同样地，在表现军人生活的文学作品中，革命英雄主义也是长存的。展读近年来的军事文学作品，不能不使人感到其中激扬着的英雄气息、壮士胸怀，不能不感到其中涌动着的壮丽的生命之潮。
近年来军事文学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与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军事文学的光荣传统一脉相承的。那长征路上照亮征途驱散暗夜的火柴（王愿坚《七根火柴》），那黎明的潍河边上回荡的枪声（峻青《黎明的河边》），那转战陕北的胜利捷报（杜鹏程《保卫延安》），那硝烟中冉冉升起的红日
（吴强《红日》）……那惊心动魄的场景，依然在人们记忆中闪动；那高亢激越的旋律，依然在近年文学中回旋。一些受到普遍关注的小说形象可以从过去的作品中找到一些影子。出自魏巍的报告文学的“最可爱的人”一词，至今仍然活在文学作品里，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把在南疆奋勇作战的军人称作“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成为前线战士效法的榜样，在战斗中涌现出王成式的英雄，这些，不都是对于传统与现实之承接关系的最好的说明吗？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军事文学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已经大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它已经不仅仅是盯住那些轰轰烈烈的英雄行为、功高盖世的英雄人物，不仅仅是追求英雄的典范化，而是在生活的海洋中寻找一种多样化的更丰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从时刻准备歼灭入侵之敌、随时准备上战场，到在和平环境下从军入伍，这是历史巨大转折，也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由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到平淡无奇、朴实无华的转变的社会原因。《引而不发》中有这样一段话，精辟地说明了这一转变：“同样是为和平献身了，但不是一颗子弹打中他，而是一点一滴地付出生命。他们是战场外的烈士，不同的是他把山一样的功劳铺得很平很远，所以看起来很平常。”作为军人，就意味着付出，意味着牺牲，人生的、事业的、家庭的、情感的牺牲，社会发展越丰富越多样化，这种牺牲就越不显眼同时也就越深切。比之于战争中的流血伤亡，它更加激起久久不能平息的感情波澜，造成复杂万端的心灵冲突，促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作出人生的选择，也可以说，这种牺牲是不显山不露水地以内心化了的方式进行的，是在第二战场——心灵中展开的。朱苏进的《射天狼》到《第三只眼》，就都是表现军人内心那种坚韧执著、在战胜自我中奉献自我的心灵世界的。
革命英雄主义的发展变化，是对散失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精神的撷取，也是对蕴藏在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身上的英雄素质的尊重和珍视。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是人的智慧和力量的爆发，是特定情境下的极端表现，这毕竟不是经常发生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以少数人的榜样，鼓舞和激励大多数人奋发向上，已经成为我们行之有效的文学传统。但是，英雄不是天生的、不是孤立的，它是潜藏在人民大众身上的英雄素质在偶然情境下的迸发，更多的情况下，英雄与普通人是相同相通的，英雄气质如散金碎玉般地溶解在生活的长河之中，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身心之中。由表现英雄精神的凝聚、迸发，到表现英雄精神的散射、融合，同这种精神本身一样，都是看似平淡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理解了这一点，就给近年军事文学从题材、人物、风格诸方面带来新的拓展，日常生活、凡人小事和平实的风格，与重大事件、英雄壮举、昂扬奋发的风格一起成为作家关注的中心。在对于少数英雄的爱戴的同时又对普通人的关注，这或许是文学更加贴近生活、更加广泛地反映和表现人民大众的精神风貌，从而使文学更加民主化、多样化的征兆。
文学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论功行赏，并不是仅仅以直接的功利效应裁定英雄与否的。过去我们曾经过于看重英雄行为的评价，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则认识到，通向英雄的道路，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机遇和偶然性的过程，大多数人都是在这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机会，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精神与那些登上高山之巅的英雄一样值得尊敬。崔京生的《神岗四分队》和徐怀中的《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都是写通向英雄道路的机遇的。前者通过生活机缘对小分队的遗忘表现出奉献与荣誉、行为与评价之间的矛盾，后者之所以突出“没有战功”，正是要引导人们对军人的价值作更深入的思考。
当然，通向英雄的道路并非平坦无碍，在英雄精神的萌生、壮大的过程中，人必须面对现实的苛刻和不公，还必须能够战胜自身的弱点，克服自己的懦弱和卑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要想打败战场上的敌手，要想成为真正的英雄，首先必须能够在精神上打胜仗。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正是在对一己私情的克服和超越中，方有英雄气概的高扬。《高山下的花环》中的赵蒙生，从临战脱逃式的调动，到成为真正的军人、真正的英雄，可以说经过最艰难的心灵历程；《只不过是一瞬间》中的初次上战场的战士，却由于一时的迷乱胆怯造成终生憾恨，永远带着无法解脱的心灵重负踽踽而行。由卑怯到勇敢，由动摇到坚定，既不是天堑鸿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路漫漫其修远，能够不停顿地向前走，就有几分英雄本色了。
对于英雄性的内在根源，我们习惯把它理解为接受了革命教育的理性自觉。这固然不错，却未免狭隘了一些。英雄精神，是人类在与自然的和社会的敌对力量斗争中形成的，是伴随着人类进化历程的一派浩然正气。与对革命英雄主义形态表现上多样化相适应的，是对英雄精神的内在根源的理解上的多样性。它拥有丰厚的生活根基，拥有多方面的源源活水，因而能够在各种层次上都找到自己的基点。
一些出身于军人世家、受军营生活影响较深的作家，试图从军人这一古老职业的职业道德方面理解军人的英雄主义——军人，就意味着出生入死，履险如夷，无论在什么样的军队中，军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都是值得尊敬、也都是被倡导被鼓励的。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在不同国别的军队中寻找共同的军人意识、军人道德的作品，并由此把军事文学的表现领域扩展到国境线之外，凭添了几多异域色彩，凭添了几多战争风云，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和军人的智慧胆略之关系——在充分地掌握现代化的战争手段的前提下，仍然是以人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的。
从这个方面展现军人风貌，需要很强的分寸感，既不能以漫画和丑化的方式表现异国军人形象，又不能忘却军人的职业道德与各种社会因素、阶级因素的联系以至把军人道德抽象化。那些在弹片横飞的战场上向顽抗至死的敌手致敬的描写就难逃此咎。军人的道德，是为战胜敌人的最高准则所支配的，忘却这一点，就会本末倒置。
对革命英雄主义之源泉的另一指向，是对于民族的生命力，对于农民身上那种自发的、生命本体的英雄气概之张扬。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农业文化，使中国农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生命的英雄主义、阶级的英雄主义，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无论从其战争规模、战争智慧，还是战争的直接后果来看，都是世界历史中仅见的。一些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农民形象都表现出强悍凶猛的生命力，表现来自生命本原的承受巨大失败和痛苦的英雄气概，表现出“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他们的斗争，都带有极强的自发性、盲目性，不是自觉的革命战士的奋斗，而是自人类以来就有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愤怒复仇；他们的英雄主义，不是在革命理想照耀下的忘我献身，而是健康的生命在遇到致命威胁之时为维护自身存在的自卫本能，是生命力受到外部的沉重压迫时的应急反应。它粗糙、浑朴，但正因为它是基于生命的本能，它就有更深广的基础，就永远地与生命同在。而且，它与我们所倡导的高度自觉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本质地相通的：生命本体的英雄性，以其源远流长、跨越时空的力量，为革命英雄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之，革命英雄主义则为生命的英雄性创设了人类发展现阶段的最高存在方式，使它最大可能地与历史走向相吻合，化为历史前进的自觉的力量。
要是说，对军事文学中革命英雄主义的显现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话，那么，我们迫切地感到需要的是，还缺少一批场面恢宏、群雄并立，将宏伟的全景史诗与深邃丰厚的心灵抒情诗完美融合的鸿篇巨制。现代中国的革命历程，艰苦卓绝，波澜壮阔；要表现一个民族、一个军队从苦难中再生，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能胜人亦能自胜的英雄气魄，非有广博的时间空间，决定历史命运的伟大事件，具有充盈的活力，不足以承担这样的使命。历史的宝藏，仍然等待着人们去打开，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之所以能驾驭那样宏大的历史题材，写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也就在于他既能于细微处见精神，又宏观地把握长征对于人类的意义。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从历史深处迸发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庄严颂歌，写出20世纪中国的英雄交响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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