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程致段国超

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杜鹏程致段国超
　　国超同志：
信收到。你好，诸位师生好？
依我看，这样文章最好不写〔注〕。我这样人，作品不多，但评论不少，觉得不安。
不论文章写与不写，作为相互了解，你提的问题，我简略回答如下：
（一）1938年底，我到延安以东的黄河边的农村工作，为了抗日宣传，这时写剧本、歌词、小文章，是业余学习写作。1941年回到延安大学学习，一连好几年。1942年夏，《讲话》发表前后，我正在当学生。置身延安，当时环境的艰苦及人们思想文化方面的状况，有深切感受。《讲话》前后的情况全知道。而《讲话》尚未正式发表，便用粗黑的马兰纸印出来，供大家学习。不是一般学习，而是结合检查自己的思想意识，我大受震动，似乎是在这时才懂得革命及文学是怎么一回事。大约是1944年，我离开学校到延安一个工厂去工作，我在《讲话》精神指导下，认真研究生活和读书学习，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这期间正式发表在1946年的《解放日报》上的两篇小文章；还写了十个左右的秧歌剧，在延安街头演出；另外还写了数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是介绍劳动模范的，因当时印刷条件困难，未出版。这时我热心业余写作，决心献身文学，但这根基是整风运动中打下的，也是学习《讲话》中打下的。虽然是搞新闻工作，但我以写作为职业，应从1946年算起，我是这时调到延安报社，而且不久就由报社派到部队上去了。——也就是保卫延安战争开始不久，我随军生活。战争生活给予我什么，你由作品中可以看到。——但这小小收获的根源，还得到学习《讲话》中去找。大致情况如此。
（二）对《讲话》始终遵循，可以说没有动摇过。但现在看来，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等理解很狭窄，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左”的东西对自己有影响。这在我的某些短篇中也有所表现；也是多年来作品写得少的原因。但因为我长期深入群众，人民群众教育了我，所以我的大部分作品到今天还未成为废物。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路线使我思想大为解放，对文艺的理解也随之而有所提高。这对我这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事。杜鹏程
1983年9月20日西安
〔注〕：段国超同志1983年想以《〈讲话〉与杜鹏程》著文，于9月18日给杜鹏程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