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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1-26 00:00 |
本报读者纷纷来信 控诉“仁慈堂”罪行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本报读者纷纷来信
控诉“仁慈堂”罪行
编者按：本报昨日发表了白小泉和杨育化两位读者控诉北京西什库“仁慈堂”贩卖人口和张小四死在“仁慈堂”的来信以后，昨日一天即收到了该堂全体职工六十四人的控诉信和许多读者控诉“仁慈堂”罪行的信件。他们一致要求人民政府迅速处理。下面发表的是读者来信的一部分。
西什库“仁慈堂”职工
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杀害儿童罪行
要求人民政府迅速接办“仁慈堂”
编辑同志：我们是北京西什库“仁慈堂”的职工。所谓“仁慈堂”，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假借“慈善”之名，进行侵略和杀害中国人民的工具。近十年来，帝国主义分子利用这个侵略机关，害死了我们两千多名儿童。他们迫害儿童的惨酷情形，是令人不可想像的。我们曾亲眼看到那种惨绝人寰的情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毛骨悚然。例如孤儿徐兰彩被他们折磨得病了，在还没断气的时候，就被脱光衣服，装进了棺材。她在棺材里还声嘶力竭地喊着：“妈妈，妈妈，我不……”希望能得到活命。但狠心的帝国主义分子反说：“反正她活不成了，她生的时候不听话，死了也要下地狱。”徐兰彩就这样被活埋了。十年来像这样惨死的儿童，不知有多少！
我们之中，有的在这里服务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我们像他们的牛马一样，受尽了剥削、压迫和欺凌。平时每天要工作十小时，吃不饱，穿不暖，每月的报酬却买不到一尺布。
他们不只是用剥削和迫害的方法在摧残着我们的肉体，同时他们还用帝国主义的思想来麻醉我们的精神。在这里，什么都得说帝国主义的“好”。他们经常侮辱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是“落后”民族。他们极力在向孩子们灌输崇外思想。由于受了他们长期的奴化教育，孩子们失去了爱国心。解放后，他们唆使儿童仇恨人民政府，仇恨共产党，说解放军专门“杀人放火”。这是多么卑鄙和恶毒的手段！
当我们要求增加工资时，如果碰到他们高兴，就以什么“我们同是教徒”啦，“‘仁慈堂’是为天主服务的、是为孤儿服务的”等鬼话来欺骗我们。如果碰到他们不高兴时，就说什么“‘仁慈堂’的门是开着的，当初也没人请你们来，不干你们可以随便走”。不仅如此，我们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无事不能到里院去，不准出大门。他们什么时候叫，我们什么时候就得到。但帝国主义分子则饱食暖衣，吃的是面包黄油，喝的是咖啡、牛奶，用的是漂亮高贵的电气冰箱，出门就坐车，过着奢侈的生活。
“仁慈堂”名义上是救济儿童的，但在这里的儿童和工人们一样，每天要从早工作到晚：织布、缝袜子、挑花。他们把儿童们作成的活计，好的运到外国出卖，普通的就在市场出卖。可是孩子们每天却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过着非人的生活，被他们无代价地剥削着。
以上是“仁慈堂”帝国主义分子残害儿童和压迫、剥削我们的大概情形。我们不会写，就是会写，他们的罪恶也是写不完的。
经过数月来的学习，我们的觉悟提高了，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凶恶面目。我们盼望政府早日接办“仁慈堂”，把我们从帝国主义分子的魔掌里拯救出来，并严惩帝国主义分子。这是我们唯一的要求！
仁慈堂孤儿院全体职工张福功 周宝萱 周 义 高明珍 陈秀珍 刘志学 崔巡珍 李淑君 王淑珍 吴熙旭 李 铠 徐纯洁 邓满新 瞿淑明 刘志君 张瑞芳 张丰伶 邢素洁 周炳泉 赫锡荣 宋桂芬 焦淑瑞刘志清 阎玉珍 康家骥 李羊儿 唐淑静 文玉秀 王桂生 关亚洲 宋振华 杜淑美 周清庆 陈志敬 牛丰美 周桂荣 宋淑兰 边淑英 卢淑英 金淑珍 刘贵英 刘进德 李淑珍 陈连秀 韩反忠 康维义 于宝珍 庄贵荣 王式玉 宋国清 张永宽 刘保甲 石万旺 任 旭 杨连丰 李 信 刘玉琴 杨士禄 关程子 黄和平 马艾子 李广恩 周静雯 张长忠
西什库“仁慈堂”孤儿院儿童的控诉
编辑同志：我是北京西什库“仁慈堂”孤儿院的一个孩子。我叫侯安定，今年十三岁。我来“仁慈堂”已有五年多了。我刚来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就叫我念经、背经，背不上来就把我放在黑屋子里用板子打。打完了再叫我跪着念；念不上来就打嘴巴。我十一岁的时候，开始叫我做袜子。做坏了就打我的手，把手都打青了。那年冬天因为我念圣经念不上来，帝国主义分子就把我赶到厕所里去做袜子，把我的手都冻得流血了。我把手搓一下取暖，他们就说我偷了线，一天不给我黑窝窝头吃。冬天让我挑煤球核，因为天冷，我搓了一下手，被他们看见了，就罚我跪在冰冷的花砖地上念经。第二天罚我管厕所，厕所水管子坏了，叫我赔。我赔不起就用板子把我的手打得直流血。编辑同志：我和其他姐妹受的苦，实在说不完。我要求政府惩办帝国主义分子，并盼望政府快快来接办“仁慈堂”。
北京西什库“仁慈堂”孤儿院儿童侯安定
编辑同志：我是北京西什库“仁慈堂”孤儿院的儿童。我要告诉你我在这里受的苦。我记得，我刚来这里，帝国主义分子就叫我缝袜子。我不会缝，缝坏了，他们把我拉到屋里，用藤条打了我一顿。有一次吃饭我砸了一个碗，以后他们就再也不给我碗用了。求了多少次，才给了我一个生锈的铁罐用。有时吃饭时叫我们喝些乱七八糟的汤，跟喂家畜的汤一样，难喝极啦。我们喝不下去，可是他们拿着柳木棍子站在一边看着，非喝不行，不喝就打。我在“仁慈堂”担任扫院子的工作。有一次天下大雨，我不能去扫。帝国主义分子用扫帚把我打下水去，在水里扫。作针线活时可不敢弄脏一点，弄脏一点就要挨踢，踢痛了还不敢哭。我们受的苦太多了，说几天也说不完。我希望政府赶快接办“仁慈堂”，并希望将我的信登出来。
北京西什库“仁慈堂”孤儿院儿童 萧秀亭
“仁慈堂”折磨死了我的堂妹王毓琴
我的堂妹王毓琴死去已经五年了。我每每想起毓琴的死，就特别痛恨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残忍。
远在抗日战争以前，我的伯母就把十三岁的女儿毓琴送进了北京西什库的“仁慈堂”。第二年，伯母病故了。以后，我每星期去看毓琴一趟，给她送些吃的、用的和穿的。每次我去看她时，总是见她不高兴，问一句才说一句，身体也瘦弱不堪。她个子不但不长，反倒缩小了。她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看去却像七、八岁的样子。当时我想接她出来，但因为家境穷困，无能为力。后来在一个暑假中，我把她接出来住了一个多月。家里只有妹妹、她和我。妹妹和她同岁，看去却比她大一半。她总是抑郁不乐，沉默寡言。最初，我以为她是因为死了母亲的缘故，后来才知道她是在“仁慈堂”受尽了折磨弄成这样的。
毓琴和其他寄养在西什库“仁慈堂”的孩子们，每天都要操作（包括擦地板——是跪在地板上用手拿抹布擦，扫院子，洗衣服等等），作工（织袜子，缝口袋等）。这些苦活，加在几岁和十几岁的儿童身上，可真不轻啊。但是，她们吃什么呢？每天除了窝窝头就是稀粥，有时连窝窝头也没有。那做窝窝头的面都生了一寸多长的肉虫子，窝窝头蒸得半生不熟，虫子一根一根地躺在上面。好的时候有菜，是些白水煮的烂白菜、烂萝卜。“仁慈堂”的苦孩子们不想吃，可是不吃不行，有“姑奶奶”（修女）看着。结果，孩子们吃饭时含着眼泪，又不敢哭（哭了就要挨“姑奶奶”的打）也不敢大声说话。
“仁慈堂”有很好的庭院，可是不准孩子们在那里玩。当“姑奶奶”在一旁的时候，她们只能裂开嘴苦笑。“姑奶奶”走后，她们就闭上嘴呆若木鸡。当时，我看到毓琴的膝盖上有两块馒头大的很厚很厚的皮，就问她怎样长的。她含着眼泪胆怯地告诉我，那是每天跪着擦地板磨出来的。
毓琴在家里住的时候，我常说她不活泼，不痛快。她走路总摔跤，其实这是病态。我因为家里穷，不能抚养她，终于又把她送回了火坑（现在真后悔），送她回“仁慈堂”的第二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还能勉强地挣扎着走出来。我看她走路困难，仔细问她，才知道她腿痛。于是，我给她送去了棉裤，医药，给她治腿痛。第三个星期日，我又去看她，她已经不能走路了。“仁慈堂”不肯替她医治，我又无力接她出来就医，就这样病了两年，终于在她十九岁的那年，死在那万恶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仁慈堂”中。
毓琴活着的时候，在一个暑天的星期日，我去看她。在接见的小屋里，我总嗅到一种奇臭。我问她时，她偷偷地低声告诉我：旁边小屋里放有死孩子。我又问为什么堂里不告诉孩子的家长来收埋。她说死的这个孩子是“里书房”的（“外书房”住的孩子是有家的，还有点照顾；“里书房”住的孩子是没家的，比“外书房”更苦得多），没人管，死了就放在那里。因为堂里每天都有死孩子，所以要积三、四天，等到够装一个匣子时，再一起埋掉。
我要控诉，控诉帝国主义的“慈善机关”残害我国的儿童。我永远忘不了毓琴是怎样死的，我要为毓琴控诉，为无数的被害的孩子控诉。在今天，在北京，我们不容许任何挂羊头卖狗肉、杀人不用刀的帝国主义的“慈善机关”继续残杀我国的儿童。我希望人民政府严正处理西什库“仁慈堂”的罪犯们，为受害的祖国的孩子们报仇。 王毓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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