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华 |
1951-11-30 00:00 |
北京西什库“仁慈堂”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
第3版()
专栏：
北京西什库“仁慈堂”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
思华
北京西什库“仁慈堂”是法国天主教“仁爱会”于一八六二年创办的女孤儿院，从一九四六年起接受美国津贴。正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创办的其他孤儿院一样，它是一个摧残中国儿童的罪恶机关。据该院前任院长法籍修女雷树芳承认，该院自创办以来，八十九年间，入院儿童共二万五千六百七十名，死亡二万三千四百零三名，死亡率竟达百分之九十一。解放以后，这种现象并未改变。
北京解放以后，该院儿童尚有八百余名。北京大学医院曾对院中的儿童举行了一次检查，证明她们都是营养不良，发育不正常的。在四百十八名受检查的儿童中，体长只有三个合乎正常标准，一般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与正常的七、八岁的孩子一样高。体重合标准的只有十八名。有一百七十八名比正常儿童的体重差十公斤甚至差一半。
儿童们每天五时就得起床，直到夜晚七时以后方得休息。在一天中，她们要“望弥撒”、“做本分”（如擦地板等）、做活计、背诵经文。
所谓“做本分”其实是一种苦役。许多孩子由于这种苦役变成了残废。就以擦地来说，不管冬天多么冷，儿童们依旧跪在门外磁砖上用小布块蘸凉水擦地。孩子们的膝盖都长了一块树皮一样硬的厚茧。儿童王毓琴就是这样累死的。崔大杨、保灵、马玉华、戴淑琴等都因此成了残废。
除了“做本分”外，还有各色各样的生产劳役。儿童们被强迫拿起体力所不能胜任的重镢头去种菜。冬天，她们要到城外收白菜。菜上结了冰，划破她们的手臂，血直往外冒，也没有人管。夏天，她们要到复兴门外去拔草喂鸭子，火样的太阳晒得喘不过气来，饿着肚子从早晨五时一直干到午后四时。大部分儿童都是全日劳动，活计忙时晚上加工。在日伪时期有时加工到夜里一、两点钟。活计有“定额”，孩子们做不完，于是上厕所也拿着做，“散心”时也拿着做；再做不完，夜晚偷偷到厕所里去加工。这样，儿童们劳动的收入，竟占了该院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院里膳食非常恶劣，就是在解放以后，儿童们的伙食每日每人也没有超过一斤小米。一周岁以下的婴儿，吃的是抽去油的牛奶水。儿童不论大小，一律按定量分配食物，许多孩子都吃不饱。院里从来不给开水喝，许多孩子由于喝生凉水得了病。
儿童们经常受到各种残酷的虐待。“姑奶奶”（修女）们对没有完成工作或背不出经文的孩子，加以各种体罚：打耳光、拉辫子、拉着两个小孩的头互相碰撞、饿饭、罚跪、禁闭……。被她们认为有“大错”的，便拉到换衣室去，脱光衣服，毒打一顿。有一个叫柯妞的儿童把“姑奶奶”给她补袖口的青布片丢掉了，“姑奶奶”不答应，不给她饭吃，非要她找回来不可，逼得她跳了井。甚至有病的儿童也不能幸免这种虐待。一个名叫顺利的儿童在病中尿了炕，除挨打挨骂之外，还被罚跪在冰冷的地板上顶着尿湿了的褥子，她的病因而加重，终于被折磨死去。这些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所给与中国儿童的“仁慈”！儿童们的卫生条件很坏。小孩院院内空气混浊，尿臭味很浓，饭厅与厕所设在一处。孩子们经常坐在便桶上吃饭。多数孩子满头满身都生了虱子，有的头痒得抓烂成疮，修女们也不给治。
在这样苦役与虐待之下，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之下，儿童们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根据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的检查，该院儿童有头虱的占百分之七十五·七，营养不良的占百分之五十九·三，有痧眼的占百分之七十四·六，有疥癣的占百分之五十七·五，患淋巴腺肿大的占百分之五十八·三。
在“姑奶奶”们虐待下，儿童们有病也不敢说。等到病重了，往往不治而死。管病房的“姑奶奶”根本不负责任，有的儿童病了，卧在地上无人看管；有的在自己爬向厕所的途中昏迷死去；有的病了渴得不能忍了，自己爬起来找水喝，就摔死在地上。帝国主义分子雷树芳之流，就是这样残害着中国的儿童。甚至她们曾经让狗咬死院中的婴孩。
雷树芳等不但这样摧残着中国儿童的肉体，而且毒害儿童的思想。在她们的教养下，儿童们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以为一切都是“神主”的意旨。雷树芳等时常对孩子们说：“你们吃的都是天主的，为天主受苦吧。”孩子们死了，雷树芳等就对活着的孩子说：“我们应该为死了的小马利亚们快乐，因为她们现在已经升到天堂去了。”
帝国主义者不仅以“仁慈”的名义掩盖他们残害中国儿童的生命，剥夺中国儿童劳力的罪恶，而且更以“仁慈”的名义干着贩卖人口的勾当。“仁慈堂”过去每卖一人索现洋六十元或玉米五、六石。有时是用欺骗的办法，把孩子骗出去的。李金花十八岁时，被骗嫁给一位六十岁的老头。蔺武才被骗嫁给一个傻子。
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以“慈善”为名，残害中国儿童的。这里所揭发的，只是他们的罪行的一部分。该院前院长雷树芳害怕正义裁判，为了消灭罪证，竟把全部档案和文件都烧毁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