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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0-31 00:00 |
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全党的日程上来 党的十三大代表小组发言选编（三）
第2版(要闻)
专栏：
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全党的日程上来
党的十三大代表小组发言选编（三）
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河南代表孟祥锡：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很有必要，如果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会遇到障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很难得到较快地发展。现在企业实行了厂长负责制，但党的整个领导体制不改，即使给了厂长权，有的也不敢用，还是得党委决定。最近，我们安阳市许多基层干部向市委提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建议，要求实行党政分开。这说明基层大多数干部是拥护党政分开的。
黑龙江代表孙维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这样几个原则：第一，要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既不能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机械模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第二，一定要认清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而不是根本制度的改变。因此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动摇，同时又要改善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第三，要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并促进经济体制要求，适应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第四，要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它肯定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遇到许多障碍。因此，改革要有计划、有秩序、自上而下进行，既敢于突破，又小心谨慎，不可操之过急。精简机构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人员如何安排。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综合、咨询、检查、监察等部门都需要加强，精简的主要是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干部结构不合理，素质差。所以一方面要调整机构，“转移”干部，一方面要抓紧培训干部。
江苏代表郑良玉：听了报告，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三点更明确了。第一，明确了改革的指导思想。进一步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改革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时，这是个渐进过程，不能企求一步到位。第二，明确了改革的关键是党政职能分开。从地方看，不同程度存在“党委包揽政府，政府包揽企业”的情况，削弱了党委的政治领导。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才理得顺。第三，明确了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组织保证。现在干部制度上存在一个“铁饭碗”——能进不能出；一把“铁交椅”——能上不能下。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造舆论，一是要完善制度，真正做到优秀者上，称职者留，平庸者免，以权谋私者撤。
广东代表袁炳焕：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列入党的议事日程。目前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特别是党政分开问题认识还不统一，有的同志认为党政不能分，有的同志认为党政不好分，分不清楚。这说明认识上是有差距的，贯彻执行会有阻力，要重视解决。
天津代表张克俊：我作县委书记这些年，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大家习惯于“三块牌子一个门（指县委、县人大、县政府），进门只找一个人（指县委书记）”，连农村妇女生个女孩受了婆婆的气，也要找书记评理。党政不分常常使党组织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陷于繁杂的事务中，不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紫阳同志讲了党政分开的四个好处，很受启发。我相信，只要认真宣传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做好工作，基层党组织的同志是会衷心拥护的。实行党政分开，一定会出现新的更好的局面。
青海代表马万里、宋瑞祥、尹克升、韩应选：紫阳同志的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讲得很透彻，很清楚，并且指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边远地区的改革，应当采取更为稳妥的切合当地实际的步骤。”这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青海有6个自治州，7个自治县，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搞，需要从这些地区的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不能完全照搬内地的做法。
山东代表翟文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农村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更艰难。首先要从上面改起。“下动上不动，动了也没用”。上面对编制、机构都要有个统一的原则。否则，仍会走“膨胀——精减——膨胀”的老路子。
山东代表张守福：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一定要加深认识。改革要牵扯到人们利益的调整，要与旧观念、旧机制相冲突，要克服旧的习惯势力。这都需要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些过去把持一定权力的人不愿放权，怕风险的人不习惯于竞争，吃惯“大锅饭”的人不愿打破平均主义，等等。我们不能轻视这些现象的反作用。
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中直机关代表温家宝：政治体制改革是十三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实行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我们要认识实行党政分开的好处：第一，可以使我们集中精力搞好党的组织、思想和作风建设，实现“党要管党”的原则，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二，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和业务部门的作用，使我们减少工作失误，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第三，可以集中精力搞好调查研究，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实现党的“高层次的领导”；第四，实行党政分开，中央工作部门将改变往往处于行政第一线和直接执行者的被动状况，可以逐步超脱出来，使党更好地驾驭矛盾，总揽全局。我们要积极地、自觉地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高高兴兴地投入到这场改革中。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抓那些带全局性、关键性的大事；要充分发挥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的作用；要转变领导作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健全和修订制度，逐步形成严谨、勤奋、开拓、高效的机关作风。
黑龙江代表李福顺：党政分开问题是现在人们议论很多、疑虑很多的问题。我对党政不分的弊端有切身体会。我认为，党政不分有四条主要表现：一是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观点。群众说，党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环境保护）”，久而久之，就认为党委怎么管都不过分。不仅习惯于大权独揽，小权也不愿撒手，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二是组织领导上的“一把手”观念。这种观念带有很浓的封建味道。结果是猪肉少了书记挂帅，蔬菜少了书记挂帅，没书记一句话，下边不敢定事，这只能削弱政府和部门职能发挥。三是决策上的“一揽子”会议。常务、政务、事务都往党的会议上挤，都要党委讨论拍板。党委和政府联合发文，有了大事就搞联合领导小组，联合办公，党政搅在一起，人大无法监督。四是工作指挥上的“一把抓”习惯。不管什么事情都叫“齐抓共管”。“一把手，一把抓，什么事情都得书记来当家”。“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这种习惯造成忙的忙，闲的闲，忙的忙不到当处，闲的还闲的有理。总之，党政不分是造成党不管党的重要原因，客观上影响了政府职能作用的发挥。紫阳同志报告中讲到实行党政分开的好处，我衷心赞同。
北京代表赵鹏飞：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实行党政分开。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根据地实际上处于执政地位。那时虽然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但主要是协调党、政、军、民一致对敌斗争的需要。而在具体的行政工作上，大量是通过根据地民主政府进行的。党的主要精力是集中于对敌斗争，发展党的组织，教育党员，做群众工作，争取人民跟党走。这种党政关系是适应革命战争环境要求的。建国后，我们取得了政权，国家管理工作日益繁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却有了发展，从上到下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不适应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近几年，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干部队伍年轻化、废除干部终身制、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中央把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明确提到全党日程，确实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我完全赞成紫阳同志的意见，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方向必须明确，态度必须坚决，不能犹犹豫豫、动动摇摇。但具体工作要分步骤、分阶段地去做，措施要得当，改革要配套，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四川代表侯建武：现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不大稳定，要求改行、等待“处理”的不少，心情不大舒畅。实行党政分开时，要多在统一思想上下功夫，要避免宣传上的片面性，不要挫伤这些同志的积极性。今后，“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要监督就得给以充分的条件，否则不好监督，也就保证不了。现在的企业，不仅是经济实体，也是社会基层组织，要厂长“全面负责”，很难办，吃、喝、拉、撒什么都得管。“党不管党”不行，“政不管政”也是个问题呵。不要从一个“一元化领导”又走到另一个“一元化领导”。
广东代表任仲夷：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越往下面越严重，如果等到县一级的关系理顺后再来解决乡镇问题，可能要拖很长时间，这样不利于整个改革和建设，特别是不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我认为，可以在县一级党政分开的同时，选择一些乡镇作试点，以便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此外，对党政分开这一重大改革的难度要有足够的认识。我估计，在进行这项改革的进程中，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借口党政分开，企图削弱甚至摆脱党的领导，当然，这是个别现象；另一种是借口坚持党的领导，就不愿真正实行党政分开，这种情况可能更为普遍，因而来自这方面的阻力会更大一些。各级党委都应当是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如果对这个问题想不通，搞不好就可能成为实行党政分开的阻力。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湖北代表关广富：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工作着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政分开，不是党不领导经济工作，而是要改进领导的方式、方法。要管大政方针，而不要干涉政府的日常工作。党政分开后，党要真正管好党。对各级班子的建设、组织建设、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和群众工作，要加强全面领导。今后，党委要处于超脱地位，驾驭全局，管好大政方针、政策，同各种错误倾向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党政分开，对党委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压力更大了，这就要求我们一要加强对干部的培训，探索新时期党委工作的方法；二要强调在重大问题上，党政要互相支持。在这点上，党委要主动，要严格要求自己；三要进一步解决政企分开、分清上下职责，充分发挥党委、顾委、人大、政府、纪委、政协、工青妇等各个方面的作用。
内蒙古代表吴昌元：政治体制改革是件大事，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基层还要有个理解的过程。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不搞不行，但在实行中要考虑各地的实际条件、人们心理上的承受能力，改革措施也要尽可能配套。比如，能上能下的问题还没解决，就搞厂长、经理组阁、任命干部，于是出现了一批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而保留原待遇的干部，就是改革措施不配套造成的。党政分开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内蒙古代表文精：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这项改革很重要，难度也很大。首先要搞清楚党政分开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小平同志在四二年就讲过：不能把党的领导误解为党权高于一切，由党包揽一切。党政分开就是解决党不管党的问题，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
北京代表王学珍：过去高校实行过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的一元化领导等不同形式的领导体制，但实行的结果都不理想，提法也不科学。现在提出党政职能分开，更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法也比较科学。实行党政分开，不仅会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强化党组织的监督保证作用。
广东代表宋志英：实行党政分开，阻力主要来自习惯势力的影响，有人担心“淡化”党的领导。因为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党的领导只能是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怎么个分开法？我们党是执政党，但执政和代政是两个不同概念。党委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要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的政令，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要带头依法办事。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很重要，要大力培养法律人才，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党管干部，管少了就能管得好。
四川代表杨汝岱：实行党政分开，有同志担心这样做会削弱党的领导，思想不大想得通，从一元化领导到党政分开，这个弯是拐得相当大的，我们每个同志都有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拿我自己来讲，去年中央提出党政分开时，我也曾认为党政分工还可以，要分开恐怕做不到。经过一段调查和思考，才悟通了这个道理。我们的党委、人大和政府，目标一致，职能不同，应当从职能上明确分开。实行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保证做到“党要管党”，使党处在比较超脱的位置，真正起到协调和监督的作用。我们县以上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十三大文件和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总结、交流自己的体会，从正面认识党政分开的好处，消除疑虑和担心，自觉地、积极地、高高兴兴地投入这场改革，实现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安徽代表李贵鲜：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搞下去，搞成功，关键在于我们党，在于全党的4600多万名党员。在党内来讲，又在于中、高级干部，特别是党委的书记。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是党政分开。我们必须明确，实行党政分开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报告》中对省、市、县党委提出了五条任务，十分重要，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首先要搞好学习，深刻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主要任务和方针政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要有纪律和保证措施。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涉及到许多方面和一些人的权力与利益，必然要碰到许多阻力和麻烦，如果不采取相应的纪律和措施，就容易“卡壳”。另外，政治体制改革要积极稳妥地进行，尤其要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山东代表张瑞凤、李景常：实行党政分开，关键在党委，党委在书记。首要的是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进行观念更新，克服旧观念，树立新观念。不能认为党委不包揽日常行政工作就没有地位了。有作为才有地位。有没有地位，主要看工作做得怎么样。
山东代表王廷础：我是医科大学的，我觉得大学与工厂企业不太一样，实行党政分开，必须十分谨慎，要从思想上搞好三个转弯：一是要在群众中转好弯子。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多年了，人们习惯了，要改变不容易，必须向群众真正讲清楚：实行党政分开，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二是党委书记要转好弯子。书记能从各方面支持校长的工作，这是很关键的问题。三是校长也要转好思想弯子。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大学校长原来大部分是搞业务工作的专家、教授，他们搞某些专业可以，但要掌握一所大学的全面工作有困难。原来总觉得有党委、书记，依赖性比较大，实行党政分开后，这个弯子就要非转不可。
精简机构 提高效率
河北代表尹哲：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官僚主义严重，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过去，我们搞过多次机构精简，但由于没有抓住划分职能这个关键问题，结果是机构越简越多，人员越减越多。这次中央决定从上到下从划清职责入手精简机构，决心下得好。但是，这项工作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要坚决又要审慎。特别是对精简下来的人员，要注意妥善安置。总之，要作出规划，逐步实现，落到实处。
台湾代表方舵：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原则都非常好，吸取了外国的一些有益的经验，又避免了他们的一些弊病、短处。我认为现在有些政府机构功能、职能不明，什么都包揽，如国务院有的部对公司、工厂、院校、研究所的工作都管，连下属单位的基建、子女就业也要管。结果反而削弱了它应有的领导职能。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干些什么首先要明确地定下来，要想得周密、可行。各级公务人员的职责权限要明文规定，形成法规，以提高效率。政府机构设置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下大功夫研究解决。此外，各级党、政机构的会议太多，参加会议的人数太多，会议的简报太多，领导同志接见会议代表也太多，费钱费时，分散精力，建议大大减免，注重增强会议效益，把节省下来的会议经费用到困难地区作为教育投资。
重要的是改革干部制度
广东代表郑国雄：干部制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报告强调干部分类管理，这是科学的。改革干部制度，要鼓励竞争。竞争主要表现在通过考试、考绩，实行干部能上能下，体现优胜劣汰。广东去年进行了对干部民主评议、民主推荐、民主选举的工作，效果很好。
特邀代表罗贵波：赵紫阳同志在报告中谈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令政令，都要靠干部去贯彻执行。报告中讲到要贯彻和体现注重实绩、鼓励竞争、民主监督、公开监督等原则，一个重要方面是把对干部人事的管理从过去的封闭状态改为向社会公开。政务类的公务员要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为此，就必须努力创造让群众了解他们的多种渠道和社会条件，建立和形成一种公开介绍、了解他们的制度。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实行公开监督，更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并有效地避免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这对于调动积极性，增强活力，提高效率有重要意义。所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持慎重态度，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宜过于放慢。建议今后尽可能快地逐步制定出有关的制度和规定。
北京代表李钢钟：对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明确提出实行公务员制度，是个了不起的突破，是对长期以来的传统体制有力的冲击。按照报告确定的方针逐步实施，注重实绩，鼓励竞争，杜绝不正之风，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有助于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过去的干部制度是“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弄得干活的人无所适从，不正之风泛滥。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以后，新问题、新事物不断涌现，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中央国家机关代表杨一星：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和建设，关键是要建设好一支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并不断培养和提高他们的素质，而目前的状况是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还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机构，建议在中央组织部或劳动人事部内设立一个管理民族干部的工作机构，研究和解决民族干部政策和培养民族干部等问题。
建立协商对话制度
中直机关代表孙起孟：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一个创新。报告中讲“要进一步发挥现有协商对话渠道的作用”，是否包括人民政协？！人民政协的协商与社会协商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在建立和健全制度时，应该划清各自的职能。社会协商与人民政协的协商相比，前者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更大的群众性。后者则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上层性。根据人民政协的情况，党运用政协开展工作，是否有以下侧重协商的职能：第一，与各民主党派和其它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协商；第二，与民族、宗教上层代表人士协商；第三，与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代表人士协商。
河北代表尹哲：建立协商对话制度，这几年河北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比如省里领导干部到大学、企业等基层单位直接和群众对话、和大学师生建立固定联系、和党外人士交朋友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今后要进一步坚持下去。这也是基层群众的希望和要求。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云南代表孙雨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要充分发扬这一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党政分开后，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对政府的法律监督，而且要求更高了。报告在这一方面的分量要加重一点，讲得突出一些。
福建代表程序：政治体制改革与人大工作密切相关，它赋予人大更重要的责任，也要求人大自身工作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一是人大要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要善于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的意志，把党的政策变成国家的法律。二是人大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搞好立法和法律监督，既不失职又不越权，促进人治向法制转化。三是人大要有效地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调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密切党、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四是人大要努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黑龙江代表梁维玲：《报告》阐述了群众团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使群众团体更好地表达所代表的群众的利益，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解放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受压迫的状况，使妇女同样成为国家的主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其合法权益受到的保护和尊重，是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但是，由于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仍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主要承受者。妇女参政议政有“三少”：各级党代会、人代会的女代表相对较少；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女干部少；后备干部中的女同志少。妇女就业有“三难”：大中专女学生分配难；待业女青年就业难；女职工流动难。妇女工作有三个缺陷：妇联不能面对所有劳动妇女；不能很好地开展独立活动；有行政化的倾向，代表妇女利益的职能不突出。因此，我们希望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各级党委加强对妇联工作的领导，继续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扩大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力，发挥妇联在发扬民主、进行社会监督、开展协商对话中的应有作用。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北京代表何访拔：改革开放以后，新问题、新事物不断涌现，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因此，必须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方针，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促进各项工作的制度化，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过去“左”的思想束缚着司法人员，办什么案子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司法人员思想观念开始转变。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现象逐步得到解决，法律的监督作用大大加强。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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