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长生 凌志军 |
1987-10-31 00:00 |
倔强的“草根”——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大趋势之二
第4版(经济)
专栏：
倔强的“草根”
——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大趋势之二
本报记者 吴长生 凌志军
沈阳防爆器材厂宣告破产，震动了全国；同一年间，70万家乡镇企业倒闭，却鲜为人知。然而，在70万家倒闭的背后，却是1500万家的勃兴。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惊喜地发现：市场机制、竞争意识，首先在商品经济最不发达的农村落脚、生根了……
依然是“黄金时期”
1986年乡镇企业经历的震荡，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我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动，使乡镇企业遇到严重的挑战。城市改革深入，“狮子”开始松绑；资金吃紧；大路货饱和；原材料、能源涨价；税收和各种社会性开支增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波，使得象苏南这样乡镇企业发达地区，也坠入谷底。产品积压，资金匮乏，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占苏州市乡镇企业产值一半以上的纺织行业只能开工50％；无锡市花费数亿元建立起来的汽车改装业，开工之日便“断炊”；常州市乡镇企业的一只“拳头”——电子行业，也疲软地垂落。于是，不少同志怀疑乡镇企业的“黄金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果真如此吗？1987年的事实，却让人惊愕了：新年之始，即有12万家新企业投产；继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由弱转强。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税金增长30％，纯利润增24％。而国营工业上半年利税仅比去年同期增长0.8％。“疑无路”转为“又一村”，人们又一次悟察到，被社会学家称为“草根工业”的乡镇企业的生命力强着哩。
新的起点，始于新的改革
一位乡镇企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对记者说，今年乡镇企业的新腾跃，是以内部深化改革为起点的。其中重要的一步是围绕落实承包经营负责制，进行自我完善。
春节以前，150多万家乡镇骨干企业，结合目标责任制，层层分解承包，完成了签合同、筹资金、备物资等工作。这对乡镇企业走出谷底，无疑至关重要。本来，承包制在乡镇企业中已实行多年。但长时间“残缺不全”，绝大多数是只包产值和上交利润，其余一概不管，人们称其为“一脚踢”。结果是助长了大多数企业的短期行为，从数字看，增长挺猛；从素质看，提高甚微。广东的同志对此的描绘是“七多七少”：“夕阳”工业多，“朝阳”工业少；落后设备多，先进设备少；大路产品多，拳头产品少；内销产品多，出口产品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多，技术密集型企业少；独资经营多，横向联营少；产值增长多，利润增加少。
前两年“包”字进城，是城市改革借取了农村的经验。现在，乡镇企业又前进一步，到城里取回新的承包经验。“一脚踢”改为“综合承包”，既包产值、利润，也包成本消耗、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人才培训。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跃入一个新层次。100多万家乡镇企业作为先行者，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轨道。企业的头头们不光要为眼前的生存操心，而且要为长远的兴衰谋划。尽管他们依然象过去一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大声为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等不平等的地位呼叫，但更多的力量则转向了内部，着力于企业内部的脱胎换骨。
从东到西，涌起技术改造新潮
实行技术改造，企业经营者又称之为“脱胎换骨”。这是乡镇企业进步的必由之路。
技术改造势头先兴于东部沿海地区。在浙江，乡镇企业上半年以近6亿元的投资完成1240多项技术改造。其中较大的74项，全部采用80年代水平的新设备。与此同时，达标生产活动遍及全省，上半年共有150多家企业达到二级或三级计量标准。
在江苏，半年进行的技术改造项目达4000多项，总投资近20亿元。起步较晚的苏北各市、县，开展技术改造的魄力也很大。仅扬州市就有400多个技改项目投产见效。
属于中部地区的河北省，则下狠心压缩了近千个准备新上的项目，腾出2.5亿元资金搞技术改造。一批旧设备、旧技术、旧产品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具有80年代水平的新设备、新技术、新产品。
起于东部，波及中部的技术改造新潮，使乡镇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尽管上半年诸如原材料、能源涨价等增耗减利因素很多，但各地乡镇企业的效益仍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浙江的亏损企业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6％。江苏销售收入的增长幅度普遍高于产值的增长幅度，一般都在50％以上。
设备、技术更新，为产品质量提高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不同地带又各有各的奋斗目标。东部的企业，审度国内市场的形势之后，认为中、西部后起地区的劳动工资低、资源丰富等优势远比自己强，大可不必与之争夺大路货市场。东部的新方略是扬本地技术、设备先进之长，创高质名牌产品，开始走向世界，按国际质量标准生产出口产品。去年，广东省建成出口产品基地60个，今年上半年一下子建了1300多个，占全省在建出口产品基地的78％。江、浙、皖、闽、鲁、粤、津等省、市上半年出口商品收购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5％，增长幅度超过产值增长的一倍多。中、西部大部分企业则以加强质量管理为重点，努力创适销对路的“名牌”。
据有关统计部门抽样调查，今年上半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产品合格率为78％多，略低于国营大企业，却高于国营中小企业。这有力地说明乡镇企业产品质量方面的进步。
应当指出，许多乡镇企业在半年多前，主要还是依靠外延在扩大生产，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都转入靠内涵发展的轨道。中部和西部，乡村工业还有许多空间，铺新摊子不仅尚不可免，而且是必要的。当然，铺新摊子，也不是因陋就简、“土造”蜂起，其中不乏“一步登天”的企业，从设备、技术到产品，开业就具先进水平。用他们的话说是：本来已经晚了，就更不能脚跟着别人的后跟走了。
在乡间成长起来的企业集团
“小”，乡镇企业曾长期以此自豪，因为“船小好掉头”。乡镇企业的规模，从总体上看至今还是很小，8000万人，1500万家企业，平均每家不足6人。规模过小，难以经受市场大浪头的撞击。不少濒临倒闭的企业，产品打不开销路的主要原因不是产多滞销，而是太少，形不成批量，揽不住大客户。
在新的市场形势面前，许多有远见的企业经营者已不满足于“船小好掉头”了，开始注重规模效益，追求比较稳定地占领市场。怎样扩大规模？不是靠筹巨资来扩大企业规模，而是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结成各式各样的企业集团。他们说：变不成大船就变成大船队，照样抗风浪。
前几年，一些城市企业向乡镇企业扩散产品，乡镇企业为其加工零配件，二者是以加工费为衔接物的。如今不同了，乡镇企业抓住城市改革后，城里企业要发展而又缺地盘、缺劳力的机会，主动与城市企业联手，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形成众星拱月式的企业集团。在苏南等地，许多乡村小厂不只按统一计划、标准为“龙头”厂生产配件，还接受了“龙头”厂引进的先进生产线，成为大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这类集团地域性较强，一般仍以城市企业为主帅。
另一类集团则是全开放型的。它们不仅打破所有制的界限，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是乡镇企业自己以产品或行业为中心的联合。集团主角也都是乡镇企业。例如以江苏吴江县达胜皮鞋厂为龙头的达胜皮革制品集团和以陕西三原县美乐公司为龙头的食品包装机械集团，都横跨数省，各有10多家企业，成了本行业中颇具实力的“大户”。这种集团化的态势，前两年还只是出现于东部或大城市周围，自今年起，渐成燎原之势。象安徽这样的典型中部省份，也已形成29个经营集团，涉及8个行业，遍及20多省市区。前面提到的陕西三原美乐公司则处在地道的西部地区。今年3月，记者在山东亲眼看到东部8省市若干乡镇企业与西部的甘、宁、陕等省区的乡镇企业横向大交流的场面。3天中，就达成意向性协作协议200多项。
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千百万孤帆苦斗的小船，正在主动向一起汇拢，形成一支支组织有序、颇具声势的船队。
70万家倒闭，1500万家勃兴
中国乡镇企业近年的崛起，为世所瞩目。到1986年底，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以平均28％的速度连续增长8年；依靠农民自身的积累形成110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吸收了8000万农村劳动力。我国社会总产值的1／4、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一半、国家财政收入净增部分的14％来自乡镇企业……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之后，今年乡镇企业又有新的跃动。
若问乡镇企业倔强前进的奥秘在哪里，人们也许可以回答：它们能不断地深化改革，自我完善，自我改造。然而，它们又为什么能如此这般呢？
在这里，不妨说说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就在城市集体企业沈阳防爆器材厂破产成为震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的去年，乡镇企业竟有70万家倒闭，还有10万多家处于并、转状态！人们为只有70多人的城市小厂破产震惊，对70万家乡镇企业倒闭却少有所知；许多人看到了乡镇企业急速增长的数字，却忽略了那意味着失败的“七十万”！而作为主人的农民，并未为“70万”倒闭而沮丧，因为二者并存，正反映乡镇企业内部的一种宝贵东西——比较自觉地接受市场机制，展开优胜劣汰。这也正是乡镇企业屡经磨难、依然兢兢以强的根本。也就是说，没有倒闭，就不会有1500万家的勃兴。
优胜劣汰，同乡镇企业与生俱存，给许多刚刚进入工业圈的农民留下痛苦的回忆。倒闭，就意味着砸掉饭碗，或者重新去捏锄把子，或者靠自己的力量重打锣鼓另开张。他们后面没人作保、兜底。
背水作战，不进则亡，使得选择了办厂道路的农民，始终怀有一种破釜沉舟的信念，时时以身边的倒闭厂家为戒，不断主动向自己的弱点进攻，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总在顽强地探索通向成功的道路。尽管乡镇企业绝非尽善尽美，自身存在着不少毛病，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诸如，比城市更难改变的“政企不分”；更沉重的社会负担；部分城市转移项目的污染治理；管理、技术人员缺乏造成的管理粗疏、技术水平低下，等等。但是，只要看到优胜劣汰的力量，就没有理由怀疑这些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制，不仅仅对乡镇企业，而且对整个农村乃至全社会普遍存在的那种自然经济的浓重惰性，都在产生着巨大的冲击力。
70万家企业倒闭，有人以为这是乡镇企业低水平过度竞争的恶果，有人认为这是优胜劣汰机制运行的必然现象。怎样认识更确切，尽可以继续探讨，而事实却不可否认：正如人体需要不断新陈代谢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样，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必然是有衰有兴，有启有闭。
我国城市改革苦苦求索而至今未得的，不正是要建立类似乡镇企业的这么一种机制吗？这种机制，既是对过于保险安稳、消磨掉进取精神的旧机制的挑战，也是对人们头脑中传统观念的挑战。试想，如果城市企业的破产也都象乡镇企业倒闭那样被视为正常，每家企业都时时感到破产的威胁，城乡企业界形成一种转移资产的机制，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又会出现怎样的一种局面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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