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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世杰 1987-11-30 00:00

“咬”住不放——吉林省委省政府推行承包制纪事

第2版(经济)
专栏:

“咬”住不放
——吉林省委省政府推行承包制纪事
本报记者 江世杰
我们的改革事业,如泅海,似登山。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胆量、魄力、智慧、勇敢。 ——题记
半年多以前,一度被冷落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突然“时来运转”:不仅被认定是搞活企业的一个“法宝”、一种“模式”,而且推崇它很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政企分开、两权分离、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的一个创举。承包制,终于“名正言顺”了!
伴着这一历史性转变,我国省、市、自治区中推行承包制时间最早、面积最大、折腾最少、效果最好的吉林省,也终于抬起了头颅,挺直了腰板。七八个月来,他们引“包”进城的经验以及因此带来的巨大变化,陆续在一些全国性会议上详细介绍,并且频繁地出现在广播、荧屏、报纸、期刊……
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农村包产到户的鲜花,之所以首先在江淮大地灿然开放,决定性因素显然是当时安徽省委的精心浇灌;企业承包经营的星星之火,能最先在吉林省内熊熊燎原,是不是也与省委、省政府的坚决支持有关……
联想,多么自然!事实正是这样。几年来,吉林省党政领导不仅“咬”住承包经营不放,而且为此经受了沉重的思想压力,承担了相当的政治风险!
决断
选准承包之路固然可喜,但是坚持下来更不容易。
吉林省的承包经营,起步于1982年秋天。当时,在吉林市
的带动之下,全省实行盈亏包干责任制的企业,接近企业总数的一半。到年底一算帐,承包的效益十分可观:从全省来说,预算内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减少了6500万元;从吉林市来看,仅
4个月就将上缴利润数额由“0”增加到850多万元。1983年初,承包制在全省工交企业一“推”就“广”。上半年过去,工业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税都嗖嗖地同步“冒高”。7月26日,吉林省政府就上半年工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向国务院写了正式报告。8月4日,国务院将这个报告转发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并特别指出:“这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工业生产速度不低而经济效益普遍不好的情况下,是特别令人高兴的成就。”
事物的发展偏偏曲折而又凑巧!此时此刻,本该兴奋、自豪、欣喜的吉林省领导同志,却一个个满脸愁云,满腹烦恼。原来,六七月间,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决定传到了下边,精明的厂长、经理们一揿计算器,发觉当时的利改税办法,往往形成“鞭打快牛”,“水涨船高”,企业越拚命干越不合算。他们多愿意继续实行承包制呀!但又意识到这需要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特别批准,而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他们当然希望省委、省政府能出面“顶住”,但也觉得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呀!于是,他们思想苦闷,心灰意冷,一想起承包合同不能兑现,企业、职工应该得到的好处打了水漂,挖掘企业潜力的劲头也软下来了。省里不断接到各地、市、县的“警号”:生产增长减速,利润指标下掉……
情况紧急,怎么办才好?如果“顺水推舟”,趁机毁弃合同、中止承包,既无风险,又很省心。但是,省委、省政府领导想的是千方百计推进改革,坚持承包。他们认为:承包制也好,利改税也好,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从实践上两相比较,前者比后者更易被企业的职工、干部接受,效果更好。而且,承包合同早在年初就已签订,维护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十分重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不仅工业生产的大好形势保不住,而且企业改革的“前功”很可能“尽弃”。经过深思熟虑,省长把省财政厅的负责同志,请到自己办公室来讲明情况。认识很快统一,省长把手一挥:“好!拿纸来,我说,你记——
“年初各地对企业签订的包干合同,只要符合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原则的,一律按合同兑现,该奖的要奖,该罚的要罚……”
他抑扬顿挫、不紧不慢地口述完了,又拿过记录仔细看了一遍,抬起头来,斩钉截铁地说:“一字不改了。以省政府名义,马上用加急电报发下去!”
9月初,省委工作会议又重申了省政府紧急电报的精神。企业干部职工吃了坚决兑现承包合同的“定心丸”,胸中的石头落了地。很快,生产的“滑坡”现象停止了,经济效益指标又昂起了脖子。这一年,全省工业产值比1982年增长14.7%,财政收入增长21%;收支相抵,竟然有了1亿多元的节余,这是吉林省近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变 通
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必然和旧的经济体制发生矛盾,想躲也躲不开。正如俗语所说: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985年春天,从省会长春到县属小镇,从长白山下到西部草原,吉林大地到处都在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吉林省拒不实行利改税!”
“吉林省违犯国家税法!”
“吉林省搞目标管理,国家没有得到大头!”
“吉林省不同中央保持一致!”
原来,1984年初,吉林省委、省政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作出了一个新决定:变承包经营为在利改税基础上的目标管理。这一改变虽被一些厂长、经理嘲笑为“脱了裤子放屁”,但他们对此还是表示满意。因为这样既不违背利改税原则,又能用承包的机制去激励企业奋发进取,使企业既有动力又有压力,从而也就有了活力。果然,1984年,吉林省的工业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3.6%,财政收入增长21.6%。1984年底,国家体改委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地,发出了题为《吉林省实行“目标管理”办法效果显著》的简报,对吉林省的这一变通办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谁知,正是这份简报引起了有关部门对吉林省的疑虑。他们察觉,有的企业在上交利润时出现了“到站下车”现象——目标任务内如数上交,超目标部分却自行留下了;有的企业还用这部分资金搞了集体福利。这种情况发生在全国基建投资失控和消费基金严重膨胀之时,那当然是十分扎眼的。于是乎,上面派的调查组接踵而来,全省上下,笼罩着忐忑不安的气氛。
其实,这时候的省委、省政府领导,想得最多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境遇。
他们思考着革除旧体制种种积弊的问题:有家酒厂,1981年霉烂酿酒原料(玉米、小麦)47吨,丢失麻袋1万条,丢失酒瓶22万个,20辆公用自行车花去修理费3200元,平均每辆160元;有家钢管厂,1981年烧坏电机110台,损坏轴承10785套……为什么如此?不就是因为“大锅饭”太香,责、权、利太不统一么?而承包经营,就能解决这样的“老大难”问题。
他们惦记着全省那1万多个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的企业——既有解放前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又有“一五”期间兴建的骨干厂,既有“大跃进”号角中上马的“小洋群”,还有“文革”中简易投产的小厂子。当前国家拿不出钱来搞更新改造,难道让它们“自己的梦自己圆”也不可以?
他们牵挂着与企业同患难、共命运的广大职工,30多年来国家欠下的生活福利帐太多了,总不能让那些50年代入厂的老工人,老是祖孙三代滚在一铺炕上,挤在一间屋里……
他们也搜集着反映承包制威力的各种事实和数据。例如省冶金系统,实行承包的1983年和1984年同未承包的1982年相比,两年增加工业产值12.2亿元,实现利润增加近2.2亿元,上交的利润、税金净增1.13亿元;虽然这两年企业多留利7000万元,但这7000万元全部投入了15项重点改造工程,变成了企业新增加的固定资产。
他们还想到了“自费改革”中一些别的问题。例如,发给城市居民的副食补贴,长春市才2.5元,其他城市只有2元,远远低于相邻的兄弟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为给企业增加后劲,从严控制了奖金发放,职工人均年收入已从3年前的全国第13位,降至第20位以后。这说明近二三年,省里在财政状况好转以后,在花钱问题上手是紧的,并没有忘乎所以……
想到这些,省委、省政府领导成员,心中充满了自信:他们不否认承包制还需要完善,省里工作也有不足之处,但他们坚定地认为,承包制确实是破除“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一种有效办法,能调动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他们心平气和,热情接待上面来的同志。从省委书记、省长到有关厅局长,轮流前往宾馆向调查组汇报情况,听取意见;或者陪同参观、考察,随时解答问题……
有说服力的事实,省领导同志诚恳、坦率的态度,使上级机关的同志加深了对承包制的了解和理解。随着北方夏天的到来,人们心上的冰块渐渐溶解。改革路上的又一道难关度过了。
小气候
1986年5月底一天下午,长春市工人文化宫宽阔的门前,小汽车、大客车、摩托车、自行车挤得满满的。1450个座席的礼堂,座无虚席,连走廊、过道、乐池、后台也是人挤人。全市企业的厂长、书记、工会主席、各主要业务科长,在一小时前甚至半小时前接到通知,赶来听市领导传达省里的经济政策。他们心里明白,所谓“经济政策”,就是“承包经营”的同义语,但在脸上、眼里,却写着期待、疑虑、焦急……有人在“咬耳朵”:莫非省里想出了新主意?承包经营还能不能搞下去?
1985年下半年,国家决定企业进行自费工资套改,让把奖金拿出来增加到固定工资上。吉林省有7000个企业拿出了2.4亿元奖金,平均给每个工人长了一级半工资。这样做,职工当然普遍欢迎,但厂长、经理却犯难了:活奖金变成了死工资,刚打破一点的平均主义又以新的形式出现;厂长、经理手里没有钱(奖励基金),再严密的经济责任制也缺乏兑现手段……
还有些事令厂长、经理有口难言。企业整党中有些“歪嘴和尚”故意模糊了一些是非界限:说什么实行厂长负责制就是削弱党的领导;企业经营者按承包合同领奖就是“一切向钱看”,甚至有人威胁其中的共产党员,说他们是“要钞票,不要党票”……
此外,厂长、经理在组织生产中也面临一系列困难:燃料、动力涨价,平价原材料难买,流动资金利息上升,税种增多、税率调高……
压力,各种各样的压力,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党内的、有形的、无形的,一古脑儿向厂长、经理们袭来,相当一部分同志支撑不住,打退堂鼓了。长春市到5月中旬,120户预算内企业只有54户勉强同意继续承包;从全省看,情况同样不妙……
这一切,吉林省领导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深入调查,反复分析,一个聪明的想法,化作了生动、形象的譬喻:大面积的干旱虽然无法防止,小区域内却可以人工降雨;数九严冬虽然寒冷异常,塑料大棚里却瓜嫩菜绿,一派春意……他们决定独立负责地运用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力,采取措施支持承包、稳定承包。
2月底,在全省工业生产办公会上,省里拿出了8条扩大单项承包的意见。
5月8日,在全省工业生产经济效益分析汇报会上,省里又推出8条政策与企业见面。
5月中旬刚过,省委、省政府决定同时召开全省经济体制改革会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集中研究如何在不利的条件下,把承包经营坚持下去并搞得更好。5月27日上午,省长在闭幕式上宣布了经过集思广益重新制订的搞活企业16条意见,就象是为“受旱”的承包经营从政策上下了一场“及时雨”……
这样估价《16条》的作用并不过份。要不,各地、州、市负责同志怎么会“雷厉风行”地赶回去开传达会议。长春市凭借省会的有利条件,用几十部电话分头通知,硬是在短时间内就开成了上面提到的那个传达会,而且是“一竿子插到底”。果然,市领导把《16条》逐条宣读完毕,台上台下顿时掌声四起,经久不息……
这暴风雨般的掌声,既表明了吉林省广大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对承包制的拥护之情,也表达了他们对吉林省委、省政府不避艰险、坚持改革的深深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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