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要走出“史学界”

第5版(理论)
专栏：

历史学要走出“史学界”
李侃
谁都不能否认，最近十年来，是我国历史学最兴旺、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各种史学著作大量出版，诸多史学古籍和历史资料陆续问世，各种史学论文每年数以万计；各种历史学的学会、研究会先后成立；各种形式的历史学术讨论会几乎每月都有，各地都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这不仅表现了历史科学的繁荣，也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化学术事业的兴旺发达，令人欣喜振奋。不过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主要的方面；在兴旺、活跃、繁荣的背后，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有些史学工作者，还感到历史学有些沉闷，有些单调，甚至有些不够景气。前个时期，曾有“史学危机”之说。说历史学面临“危机”未必确当，但恐怕也不是无中生有，凭空而发。而是有感于史学的内容和方法有些陈旧，史学的体裁和形式比较呆板，或者感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不够显著，历史学的研究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性”的进展等等而产生的一种忧虑。从近年来历史图书的发行量日趋下降，印数萎缩，也可以印证这种忧虑不无理由。
为什么历史学在兴旺繁荣之中，又会出现暂时的沉闷和不景气，我想这并不奇怪。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最近十年的史学繁荣，是在以往相当长时间的单调、偏枯、片面，甚至一度成为荒漠的基础上的勃发兴起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全面拨乱反正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老课题的再认识、再研究，对新课题的新发掘、新起步。而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重要领域的历史学，要取得重大“突破性”的进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需要探索，需要开拓，需要深化，需要积累，当然更需要一个研究的实践的过程。不可能设想会顿时出现奇迹般的“飞跃”。但是我们又不能满足于现状而停步或徘徊，不能坐待“突破”的自然到来。而要把出于良好愿望的“危机”感，变成推动历史学前进的迫切感和责任感，为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创造条件。
要打破目前历史学的相对沉闷和不很景气的局面，固然需要史学工作者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上努力提高，努力创造；在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上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在史料整理上勤于发掘，勤于积累，等等。除此之外，我想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历史学要走出“史学界”。所谓走出“史学界”，绝不是说要历史学家改变本行，另谋出路。而是要立足于历史学本身，以历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科学特点，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取得社会的更多关注和更多一些的社会效益。
我感到目前历史学界存在一种值得注意也需要适当改变的现象，就是许多研究成果，不论是史学著作还是史学论文，主要是或者完全是在“史学界”内部打圈子，主要是或完全是在史学“同行”中互相阅读，互相欣赏。甚至史学界内部，也是古今中外，各有分工又各不相通。在历史学界讨论得很热的许多问题，往往很少能引起史学界以外的兴趣和反响。当然，历史学本身有它的特点和局限，不可能象文学、经济学那样密切联系现实社会生活，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兴起社会群众性的“史学热”。不过历史学如果长期受到社会的冷落，也并不是一种好现象。
那末，历史学怎样才能走出史学界，使得历史学研究的成果获得更多一些的读者，引起社会更多一些的注意，发挥更多一些的作用和影响，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问题。事实已经证明，片面地、简单地强调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为现实社会需要服务，效果并不好，因为这往往会导致削弱甚至取消历史学的科学性。把历史学变成政治宣传，乃至变成为“配合”中心任务的工具，更是要不得的办法。因为这往往会导致历史学简单化，甚至歪曲历史。这里就要涉及到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历史学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提得固然比较简单而直率，但是要对此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也并不容易。因为历史学既不同于研究现实社会生活的其它社会科学，更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科学，它不会直接应用于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收到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历史学之所以需要，所以有用，简单地说就在于它能够通过对以往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考察，对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的科学解释，使人们得到启发，增加智慧，从而聪明起来，清醒起来，感奋起来，理智起来；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构成和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有助于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的提高，从而使人们更自觉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造新的历史。
历史学既然具有这种潜移默化，使人聪明，使人清醒，使人感奋的社会功能，它就不应该是史学家书斋中孤芳自赏和史学界“同行”中互相品评的事物，而要尽可能地“走出史学界”，面向社会，面向未来。至于历史学怎样才能走出史学界，途径不止一条，办法不止一个，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侧面，多种办法，多种渠道。这里仅就管见所及略举数例。
第一，可不可以设想，把研究的重点从人们比较熟悉的、反复讲过多次而又难以深入和突破的老课题，转入人们想要了解而又应该了解的新课题上来。或者说在对诸多老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化的同时，更多地把注意力倾注于为社会生活所需要、为人们感兴趣的新课题上来。比如近年来兴起的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地方史、军事史、民国史、科技史、中外关系史，等等，虽然这些课题本来并不“新”，但是由于以往长时期的忽视，这些“老”课题也就变成“新”领域。而这些课题之所以引起社会的注意和重视，并不单是因为它们“新”，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大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全貌，有助于人们从历史的发展中了解中国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并且能够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上，解释和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既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也理解现代化的艰难。使得历史在人们的心目中，再不是与自己绝缘的“学问”，再不是由许多事件和人物简单连接而成的一条断断续续的直线和曲线，而是一部有骨骼和血肉、有生命和灵魂的历史。把本来就是多样复杂的历史，更全面更完整更丰满地再现出来。
第二，在历史学写作的体裁和表现形式上，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拘泥于一种现成的和固定的框架和公式。在坚持科学性和历史事实准确性的同时，要尽量增强可读性。对于史学著作的体裁，我们的先人和前辈，有过许多卓越的创造。众所周知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乃至典制体的史书，它们的开创者都是杰出历史学家写出的伟大史学名著，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论在当时和后世，它的读者和它的影响都不只限于“史学界”。而后来按照这类体裁的模式，陈陈相因，照猫画虎的许多史书，特别是所谓“正史”，虽然也不失为有用之材，但其中许多“正史”除了研究有关断代史的专家之外，阅读的人恐怕很少很少，也就是不能象《史记》和《资治通鉴》那样“走出史学界”。现代许多老一辈的史学家，他们的一些史学著作之所以获得大量的读者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但是因为他们使历史学的内容更富于科学性，而且打破了旧史学的传统体裁，在表现形式上也有了新的创造。旧史体裁会由于陈陈相因、流于公式而僵化，新史体裁也同样如此。人们有理由希望也有理由相信，在贯彻“双百”方针的科学实践中，历史学家们将会创造出科学内容与完美形式、新颖体裁和谐统一的、丰富多采的史学著作，并赢得更多读者的兴趣和喜爱。
第三，在提出历史学要走出史学界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人会问：有许多专门性、学术性很强，而读者范围又有限的历史学科，又怎样“走出”？我想，所谓走出“史学界”是就历史学的大体而言，并不是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专门学科、每一本史学著作和史学论文都“走出去”。其实，有些专门性很强、学术性很深的历史学科，诸如历史考古学、金石学、蒙古学、西藏学、敦煌学、突厥学、西夏学、宗教学、服饰学，等等，需要有造诣精深的专家，穷年累月、呕心沥血地钻研积累。事实证明，这些学科的精湛研究成果，不但可以“走出史学界”，而且可以走出国界，丰富世界人类文化的宝库。
最后，随着现代文化媒介传播工具的日益发展，特别是电视、电影和广播事业的日益普及，历史学在传播普及方面，也有了新的载体，这是一件大好事；但与此同时，作为传统传播形式的历史书刊，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遇到新的挑战。很多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电影、电视以及电视播出的历史“评书”，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和听众，有的几乎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今年八月，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播出的历史纪录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历史学的书面表现形式，当然和电影电视的形象表达形式不同，二者不能简单地对比。但是，如果历史学老是以比较单调呆板的内容和形式在“史学界”内部打圈子，那么由电影、电视以艺术形象传播的某些伴以虚构情节和人物塑造的“历史”，就可能被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误认为是真实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历史学，也需要以自己的历史真实性、内容科学性和更强的可读性，去获得更多的读者，从而走出“史学界”。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是很富于历史感的民族，在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进的伟大历史时代，在需要不断增强现代意识的同时，也要增强历史意识和民族文化意识。而这也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文是作者在“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