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杰出的中国人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刘鼎，杰出的中国人
路易·艾黎遗作
我在中国生活60年，接触过许多非凡的中国革命者和建设者，其中，刘鼎是我最熟悉的、最敬佩的老同志之一，他是在革命和建设两方面都卓有贡献的杰出的中国人。
刘鼎辞世已经一年了。今年春天，我曾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在他安详的遗容面前，我凝思良久，想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那是1935年深秋的一天，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到我在上海愚园路的住所，把和她同来的一个中国人介绍给我，用比平时庄重的语气对我说：“周先生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
当时，我不知道“周先生”的真正身份，不知道他有着在上海中央特科，在赣东北根据地的不同寻常的经历，也不知道他是刚从江西敌营里逃出来的，只知道他是个需要给予很好保护的人。他，颀长身材，身体瘦弱，面色清癯，眼睛流露出机警和聪慧，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当我们知道他在德国、苏联留过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过课时，也叫他“周教授”。还为他取了个叫起来更感亲切的名字：“查尔斯”。他离开我们去西安张学良将军那里时，就叫刘鼎了。
我们家顶楼的小房间，设置了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我们通过这部电台，与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我们都无比喜悦。借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宋庆龄、史沫特莱和正在筹办《中国呼声》杂志的美共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都赶来参加，刘鼎也参加了这次聚会。本来这些人平时不喝酒，这次都举起杯来。
那年12月，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界民众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国民党政府被爱国运动搞得神经紧张，到处搜捕革命者，风声越来越紧。听说当局要检查我们的住所，为了刘鼎的安全，我和史沫特莱、甘普霖商量后，把他送到宋庆龄家里躲避几天。这期间，当局曾以查电表为名，来了一伙人，搜寻了各个房间。
刘鼎为他一直没能接上组织关系变得焦躁不宁。1936年3月初的一天，史沫特莱跑来神秘地告诉刘鼎，有位朋友要见他。原来是宋庆龄得知张学良将军曾来上海托李杜（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寻找中共的关系，认为刘鼎最适合代表中共去张那里，并可以让张帮助刘鼎去陕北，安排了董牧师与刘鼎接洽。
刘鼎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准备，决定接受这项工作。他临走的那几天，我们都想着怎样为他送行，并通过他给陕北为了正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们带点什么来表达我们反对法西斯，支持中国革命的心愿。史沫特莱把她家的桌布、窗帘、床罩、毛毯、衣物等装了满满一大箱，托刘鼎捎给陕北红军。自己没了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竟不得不去住旅馆。听说红军医院缺乏药品，她还让刘鼎带一大瓶乙醚给红军。甘普霖送给刘鼎一套小型工具，钳子、改锥、扳手、锤子、刀具、千分尺、卷尺等，应有尽有。刘鼎把这套工具中的锤子头拧下来，把宋庆龄托他转给中共中央（或张学良）的密信塞进锤子把内，又用虎台钳扳牢锤子头。我们还为刘鼎买了几套内衣、外衣。刘鼎穿上一身，加上已经保养得很壮实的身体，面色很好，俨然象个刚从国外归来的大学者。
刘鼎临走时，又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也要去陕北，宋庆龄和史沫特莱商量好，让他俩与刘鼎同行，刘鼎为他们安排好了在火车上见面的办法。
刘鼎是由张学良派他的高级参议赵毅接到西安的。到达的当天，刘鼎把斯诺和马海德安排在西京招待所后，自己住到董牧师给他介绍的一个老关系家里，因为史沫特莱托他带的大箱子需要一个稳妥的存放条件。第二天，他到金家巷张公馆见了张学良将军，第三天再去，就随张学良将军去洛川了，甚至来不及（也不便于）和斯诺、马海德打声招呼。两个美国青年等了几天，见不到刘鼎的影子，也没有其他去陕北的办法，只好又折回上海了。
这年7月，刘鼎突然又来到上海，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我们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互相拥抱。后来，我们知道了他参加了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的历史性会见，并到了陕北党中央，后又奉派常驻在西安张学良将军那里。这次是从陕北为寻张将军而来上海的。一天晚上，刘鼎认真地和史沫特莱、甘普霖议论了许久，后来要我给红军购买一套医疗器械及其他供应品。我们把这些东西装满了一只大皮箱。几天后，刘鼎便带着箱子回西安了。
此后，我和史沫特莱就承担了在上海为陕北红军购买医药和其他供应品的任务。我们想了许多办法才能从药店买出大批药品，这些药品或其他货物，当然是发到西安，由刘鼎接收后再转给红军。刘鼎为了能公开接收这些东西，请史沫特莱找到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从德国逃亡的犹太难民海伯特·温奇医学博士到西安，在七贤庄设立了一个牙科医疗所。实际上这是刘鼎为党建立的秘密联络站，也是许多革命者进入陕北的中转站。抗战爆发后，这里就成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9月间，刘鼎来电要我立刻到西安去。我住在临潼华清池宾馆，就是后来蒋介石住的那间房里。晚上，刘鼎来见我，说西安的工作迫切需要用钱，他那里有红军春天东征时，在山西缴获的山西省银行钞票，是周恩来让他带出来设法兑换成可以通用的中央钞票，而能大量换钱的唯一地方是山西省会太原。他对我说，事情紧急，必须立即办好。
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去太原。刘鼎来车站送我，他带来一个白色的大帆布袋，里面装着山西票。到太原后，我躲在旅馆里把钞票分成三包，每包约值3000元。又选雇了一辆最漂亮的人力车，向车夫说明包用半天。这样一连串跑了三家钱庄，利用我的大鼻子，分别兑换来了中央票，随即迅速离开了太原。
我又到北京把剩下的钱找了个小钱庄兑换出来，然后回到上海。宋庆龄知道后，将款数凑满1万元，并出面找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请他用银行的名义电汇给刘鼎。后来我们都十分高兴地听说，这笔款被刘鼎派了很好的用场。
1936年6月，斯诺和马海德进入陕北苏区，先路过西安，得到刘鼎的帮助。刘鼎说服张学良将军同意，他们才得以顺利通过。这时，我们知道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已成了非同等闲的人物。斯诺从陕北苏区采访回来，又在西安见到刘鼎。刘鼎鼓励他，把他见到的中国红军情况公正地向世界报道出去，但他一再嘱咐斯诺：“你可以写其他人，但是一定不要写我，否则，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这年秋天，史沫特莱也到了西安，名义上是养病（她有心脏病），实则为了解西北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第一手材料。她见了刘鼎后说明了实情，刘鼎嘱咐她，要小心从事，而她泼辣得很，常常以她特有的方便——认识刘鼎，而掌握比别的记者早的、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向全世界发布新闻，毫无顾忌地署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刘鼎及时地接连不断地把事变情况通报中共中央，并亲自乘张学良的专机去延安接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就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刘鼎在紧张的忙碌中，抽空去七贤庄看望海伯特。很不幸，海伯特在事变当天清晨，跑到戒严的空荡荡的街上。当兵的向他喊话，让他站住，回家去。他听不懂中国话，反而跑了起来。天还没亮，当兵的不知他是什么人，开了枪。刘鼎又赶到招待所去看史沫特莱，她听从了刘鼎事前的嘱咐，没敢走出房门一步。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在饥渴和恐惧中熬过了两天。刘鼎看到史沫特莱房间的门窗穿了几个弹孔，幸好没伤到人。他沉痛地说：“我太忙了，没能照顾好你们，海伯特死了。”史沫特莱一下子大哭起来，说：“他恐怕是来找我的。”刘鼎安慰了她一阵子，赶紧给她讲这两天的情况以及中共中央的态度。史沫特莱是个战士，她忘了饥渴，马上随刘鼎走出招待所，投入工作。以她的名义，向世界发布第一份外国记者关于西安事变的真实报道。刘鼎为失去了海伯特异常惋惜，亲自为他安葬并立了碑，让中国人民记住这位援助了中国革命的外国人。
在以后漫长逶迤的岁月里，我虽没有机会与刘鼎再朝夕相伴，但对他的情况，他向前的每一步，我总是知道的。我1939年春去延安时，特别看望了他。那时他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政治主任教员，工作很出色，学生们都喜欢听他讲课。后来他到了太行山，成了八路军兵工事业的领导人。在以后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都在军事工业战线上，以他卓越的领导才能，深邃的科技知识和非凡的创造力，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十年动乱时期，刘鼎坐了七年监狱。1970年斯诺访华时，来到北京我的住所。当他听说刘鼎被关在监狱里，颇为激动地说：“把这样忠心革命，这样富有才干的人关起来，太不应该。实在可惜！我很伤心！很伤心！很伤心！”还表示要为此找周总理讲话。
1985年秋天，刘鼎不能再为工作忙碌了。他病重被送住了北京医院。我也正在那里住院，离他的病房很近，我们又住在一起了。有时我们一起回顾三十年代的事，回想起史沫特莱、甘普霖、斯诺、海伯特……马海德常到医院来看望我们。刘鼎更多的是想着现在，牵挂着那些他放不下的工作……
然而，他竟先我而去了，把无限的思念留给了我。这个为了中国的独立、进步和现代化奋斗了一生的人，他的忠心革命、富有才干，还有他的虚怀若谷、坚忍负重、超俗不凡、实实在在做实事的品格，正直、正派的为人都令我从心里敬佩，难以忘怀。他是个了不起的、杰出的中国人。